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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

文/邓安庆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妈妈生下了我。现在妈妈在老家，我在北京。每一年我回一次家。他们都永远在那个老屋里，而我总是从一个城市换成另一个城市，出发的地方总有不同。

打电话回家，他们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啊，吃得饱穿得好。我问他们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天气好收成好。他们总问我吃饭了吗，说着说着又问我吃饭了吗。吃饭好像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他们生在饥荒的年代，爸爸小时候在全家出去讨饭时差点被卖，他们总是忘不了饥饿的感受。

最新鲜的一次，是跟九岁的侄子通话，过去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小孩，现在他却能清晰地表达，我问他转学的事情，问他有没有朋友，我其实也很想跟他说：九岁时，你的爷爷奶奶去了外地，我第一次学会了站在凳子上拿着锅铲做饭了。

我们的生活交集得越来越少，一年一次的回家，主题渐渐变成催婚。无论什么话题都会转到结婚的事情。一次我忍受不了这样的重复，便说：我有我的生活。妈妈在电话那头质问：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做父母的感受吗。走在垸里，跟人家说话，人家问起你的事情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我尝试费力地讲我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得到，他们茫然地回应着。他们在那个永恒不动的小村庄里，听着一个在远方不断流动的声音。我不敢说任何不好的事情，被中介骗，被人骂过，被偷了东西，这些司空见惯的外乡事件，都能引发他们的担忧。但是他们一定会转回来说：你要赶紧找个女人结婚。

我想三十年的生命中，我最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场景。我在一个小箱子里，手和脚都缩着，无法伸展开来。上学时，我担心交不起学费，担心被别人同情和嘲笑；上班后，我担心被炒鱿鱼，老是被失业的噩梦惊醒。

当我跳出来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自哀自怜的形象。母爱缺失，总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关爱的位置上。因而去屈从，去讨好，生怕人们不爱我。我开着各种玩笑，又留心人们的反应。我想做父母的乖孩子，也想做工作中的好同事。在我的内心中，我压抑着自己。

我想过的人生，坦荡而肆意的生命，总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而止步。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看着一个日渐趋向衰老的肉身，内心常有自我厌恶感。

想起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留在上学的那个城市上班。那时候的女友打电话叫我回学校。她在车站等我，然后带我去了餐馆。推开门，坐了一屋子的人，生日蛋糕摆在桌子的中央。我内心激动而惶恐。从来没有人这么隆重给我办这么热闹的生日宴席，面对这么多的祝福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们。

亲密的情感，从来不是我熟悉的。从小我独自一个面对这个世界，我一个人接受，一个人消化。忽然有人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手足无措。后来我离开那个城市，在另外的城市里找工作，找到又被开掉，吃不饱饭，房租也交不起，我没有告诉她。那时候我们分手了。

我把积蓄一部分给了哥哥，另外所有的都打给父母，留下几百块钱熬到下个月发工资，有点倾家荡产之感。我总记得上大学时父母向亲戚借钱给我上学，他们一百一百地凑钱的场景让我终身难忘。我也记得母亲当时在山上因结石疼得直哭，还要去地里干活。我想也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我终究不能完全按自己意愿生活，我的一部分是他们的。

我出生时，七岁的哥哥跑到地里去叫我爸爸，然后跑回家放鞭炮。现在他三十七了。我妈妈六十了。我爸爸六十一了。哥哥如今是做生意的，欠了钱，跟媳妇儿吵翻了，也跟生意伙伴闹僵了，现在他不见了。他不见了半个月。当我人生走进了三十岁的门槛，这是我碰到最糟心的事情。

我内心一直存着这个想法。他一定是好好地活着的，只不过压力过大，就躲了起来。那如果他真的出事了，我就要承担起我两个侄子的抚养责任，也要照顾好我的父母。我做好了这个打算。既然生活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没必要悲观，平平静静地尽我的责任好了。我三十了。

哥哥失踪的前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的疼爱。

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

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好好读书，出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妈妈会添一句：饭要吃饱。我也会添一句：带点书回来看。

现在虽然我不写信了，但是我会不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