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铁路职工教育研究(1929―1937).docx

近代以来铁路一直扮演经济大动脉的角色，然而铁路的修筑、运营、管理，需要的不是旧式士大夫和小生产者，而是专门技术管理人才和新兴产业工人。[1]民国时期铁路职工教育的推广，不仅是教育事业广义上的发展，对于本国铁路事业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一方面，铁路是现代化集约的代表，国内劳工较为集中的当属铁路职工。另一方面铁路职工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其发展与进步亦带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铁路职工教育概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政府识字教育运动的推进，对铁路职工的教育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铁道部在着手办理职工教育之初，颁布了《铁道部实施铁路职工教育计划纲要》，这成为办理职工教育事业遵循的法规。[2]1920年，设立职工教育筹备处，目的在于实施职工教育预备、开展职工讲习会、筹备师资等。第二年，在各路沿线开办职工学校所（校内教育），另设讲演团（校外教育）分赴各路学校，用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之后将筹备处更名为“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宗旨是，第一增进其知识及品格，使其了解所负之责任与地位，对于事物的判断不至盲从；第二是渐渐提高铁路工人的地位，避免落伍。

民国时期我国民众的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教育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工业水平、生产事业的落后。铁路职工的教育问题是全国识字运动在产业中推行的旨在使民众在短时期内识字、受教育的活动之一。政府雇佣下的铁路工人较私企职工较多，成为工人教育的中坚力量。据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的调查统计，全国铁路职工总人数（东北四省除外）八万一千九百○七人中，不识字的占43.8%。[3]我们不难看出，铁路职工的失学程度较大，且教育程度低。作为国企工人的教育程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私人企业工人的教育程度。

识字运动的推行困难重重。首先混乱的战局极大的影响了教育事业的推进，再者资金问题也成为教育计划推进的困难，最后职工接受教育的意识淡薄也阻碍了职工教育政策的推行。仅津浦、京汉、京奉、京绥四线开设职工学校十二所、讲演所四十所。[4]这些教育场所的创立足以说明国民政府对铁路职工教育的重视。

（一）教育对象及教员

提到铁路职工教育，不得不明确教育的对象。根据工作种类不同将职工分为机务工人、工务工人、车务工人、电气工人、路警和其他工作人员。首先机务工人的人数较多、居住安定集中，决定了此类职工入学者最多。再次，工务人员修筑路基、铺设轨道等，忙时日夜兼工，闲时终日无事。这类工人多出自农村青壮年劳力，教育程度较一般铁路职工低。由于工作地点不定，时间无常导致此类人员无法完整接受职业教育，以致教育率低下。再者，车务人员是随着行车安排的，工作时间变动导致其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电气工人属于铁路生产上的技术人员，人数较少、较分散，很难集中组织授课。另外路警也是人员较多的工作种类，由于人数众多也成为教育的主要对象。

根据颁布的《铁路职工教育实施人员通则》第四条规定，一律聘任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人员担任教员。在教师人员的选择上，包括留学生、大学毕业、专门学校毕业、民众教育学院毕业、普通师范毕业以及高中、初中或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员、办理教育事业的人员较多。中国铁路本身属于“外来品”，中国人想要驾驭铁路需要到外国去取经，因此教员多是留洋掌握技能和知识的专门性人才。另外，自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始，统一全国铁路高等院校为交通大学，有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工程学院等，为铁路职工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成为职工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

（二）教育机构的设立

（1）识字班

职工教育委员会所设识字班为期三个月，所培养人数暂定为六十人，地点定在北平和南京。识字学校课程暂定为识字、写字、注音符号。按照全路人员的多少设立识字学校，全路人员不足一千人的设识字学校一所，两千人左右的设两所识字学校，并以此类推。识字班成为培养职工知识的初步教育机制，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铁路职工来说，识字班的创立为站点的工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工人的识字能力。

（2）职工公民学校

职工公民学校课程为三民主义、国语、算数、社会公民、绘图和职工常识等。这些课程都是根据国家、工人的利益制定的。三民主义是每一个国人都应该明确的，因此将三民主义作为提高职工思想觉悟的重中之重；国语是为了让职工了解中华文化而设定，为提高自身文化素养而设定，为提高自身修养而设定；在一些工程测量、工具制作等方面都离不开算数与绘图；社会公民课程是近代公民培养的必修课，公民意识的提高也应该普及到各个行业；职工常识更是为了提高职工自身素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