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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琵琶记》中看剧作家创作的状元观

南戏《琵琶记》是中国戏曲经典作品之一。作为南戏中的曲祖《琵琶记》，它的出现折射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观，传播了剧作家的道德精神与历史观照。其创作融入了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承接了宋金话本的创作形式。本文从其成因来解读作品的状元观，追溯其戏曲创作演变史，从而深入探究南戏状元观的文化价值。以戏曲文化的视角入手，我们通过对社会历史背景深入分析，从而找到创作状元观的历史根源，从而对《琵琶记》的曲文价值做出新的评判。

南戏；《琵琶记》；成因；状元观；文化价值

一、《琵琶记》成因的历史背景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传统的戏曲形式，南戏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多重作用。“南戏”一词，通常认为出现的时间在元初。而作为一个戏种的称谓，它并非是原初的命名。其来源有很多争议的地方，但是对于起源的时间，大致在北宋末宣和（1119—1125）与南渡（1126-1127）之际，在此间成熟并发展起来。从此，南戏才逐渐在中国戏曲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记忆。

对于南戏的称谓，大多都是元代的史料记载。学术界通常认为，元末夏伯和的《青楼集》载：“龙楼景、丹墀金门高之女也，俱有姿色，专供南戏。”此史料的记录，是南戏形成的标志。入元以后，为何以南戏专指，源自于蒙元政治统治时期的文化高压政策。元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为了寻求文化上的平衡，采取了政治打压之态。尤其是南宋王朝覆灭后，其文化受到政治等级制度的制约，这样的政策使得戏曲文化慢慢繁荣起来。明代徐渭指出：“南戏食欲宋光宗朝，永嘉人所做《赵贞女》《王魁》二首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漱’。”［1］（P239）嘉靖《瑞安县志》卷八：“今所传《琵琶记》，关系风化，实为词曲之祖。”明代雪蓑渔者称：”《琵琶记》冠绝诸戏文，自胜国已遍传宇内矣。”［2］（P100）

宋室南渡之后，建都在临安城。随着对南方土地的开发，城市经济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发展。临安城内出现了许多文化集市与勾栏瓦舍，为戏曲艺术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传播的活动场所。随着北杂剧的南传，北宋至南渡之际温州地区杂剧异军突起，再融合北杂剧的内容和形式，加上本地传统的地域戏曲文化，以强大的戏曲影射力向临安辐射。在此背景下演出的《赵贞女蔡二郎》闻名临安城，受到了市民及文人的赞誉，并迅速传播各地，后人称此为南曲戏文。

作为与当时北杂剧相对的戏曲样式，南戏形成之初，并未摆脱北杂剧、金院本等戏曲样式的限制。它对北杂剧及金院本的剧目、唱腔、曲牌、表演艺术等大量借鉴，并融合南方戏曲的样式，使得南戏更臻成熟，最后发展成为一支新兴的戏曲形式。这是南戏形成的重要艺术因素，在南戏发展史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琵琶记》创作的成因

南戏并不始于《琵琶记》，虽出《拜月亭记》之后，却成为南戏的曲祖。在元杂剧消解，南戏兴盛之时，它为中国戏从南戏逐步过渡到明清传奇在体制、格律、表演、唱词等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见，《琵琶记》在南戏中所具备的文学影响力和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在。关于《琵琶记》创作的成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物形象。赵景深指出：“凡是一种新的问题的形成和产生，绝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3］（P49）诚然，高则诚的《琵琶记》本身改编自“宋元旧编”《赵贞女蔡二郎》，创作出了赵五娘、蔡伯喈、张大公等艺术形象。其中，赵五娘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经过剧作家的提炼再创作从而形成的艺术典型。她勤劳、正直、善良、淳朴，集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了老百姓口中孝顺儿媳的典型形象。

至于蔡伯喈的形象，是高明借鉴历史中的真实人物而创作出来的戏曲形象，其典型人物的刻画源自于历史上蔡邕的传奇故事。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邕惟笃孝，母常为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中带，不寝寐者十旬。母卒庐于壕侧，动静以礼。有兔驯拢，其室旁又生连理。远近闻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十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好辞章，术学天文，操音律……元和元年（84）诏问连年蝗虫其咎焉在，邕曰帝贪、政暴、酷吏，以邕经学深奥，臣伏思诸异亡国之怪也。吴有人烧桐以焚者，邕闻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清而裁其琵，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历史上记载的蔡伯喈是忠孝之人，有庐墓守桑之举，连年的蝗虫之灾以及辞官之举、制焦尾琴等事件，在《琵琶记》中的情节中均有体现。比如，与牛小姐赏荷一出，便和焦尾琴有关联。第二，高则诚的做官经历。《琵琶记》是一部伦理剧，这体现出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和作品功用。高则诚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与他的儒学思想有关。他是一个典型的儒生形象，尽孝道，通《春秋》，对儒家经典十分熟知。读书人中举的目的当然是摆脱贫困。然而，十年的宦海经历让他深刻体验到官场上的无奈之举和黑暗之处，忧患意识则时时摆在眼前。在任地方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