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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视角下《琵琶记》的矛盾合理化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至正四年参加乡试，次年考中进士，任处州录事，此后为官多年，不见显宦。《琵琶记》写于其旅居宁波栎社沈氏楼中，高明少有大才，抱有儒家传统的入仕为官的有为思想。且高明出生于一个诗礼之家，自小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大儒黃溍，其思想内核中的理学观念影响着他的言行与创作。

通过研读《琵琶记》，不难发现其本身存在着一些矛盾之处。首先，是《琵琶记》的主题矛盾，这一矛盾屡屡形成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其次，是《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之矛盾，这一矛盾也是历代戏曲名家讨论的重点。两大矛盾又以作者对科举制的矛盾态度相联结，对读者把握《琵琶记》的主题、形象、内在动力造成了相对的困难，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当高明的生平遭际被引入到戏文阅读中，这些看似对立的矛盾却有了同一性的内核，表现出合理化的倾向。

一、《琵琶记》主题矛盾的合理性

《琵琶记》的主题历来有两种相悖的理解，体现着《琵琶记》在主题方面的矛盾。高明在《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的《水调歌头》一词中点明剧本主题是“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宣扬伦理道德是高明创作这一戏文的目的;刻画“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在具体的戏文内容中，作者要表现的主题发生了偏差。赵贞女依旧“有贞有烈”，但是其形象核心却深化为“孝”。赵贞女的贞烈并未被鲜明地突出，但是贤惠、坚忍、吃苦耐劳，竭力赡养公婆的典型孝妇形象却出现在舞台中心。而蔡伯喈，“全忠全孝”实则沦落为不忠不孝，本以考中科举尽忠尽孝，但因科举忠孝难两全。由此，《琵琶记》的主题被解读为是揭露封建社会旧道德、旧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悲剧的来源就是封建礼教观念的束缚。为何作者明确提出此剧“关乎风化”，却在内容上发生矛盾呢？观照高明生平遭际和思想观念，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合理化解释。

（一）“全忠全孝”主题在道德层面的实现

观照高明生平可知，他深受家庭诗教观和师学传承的影响，在理学体系影响下，他立身处世都符合儒家道统要求。在戏曲创作上，突出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关乎风化，宣扬伦理道德。从这个层面来看，蔡伯喈确是“全忠全孝”的。“三不从”就是蔡伯喈“全忠全孝”的表现。

首先，“辞试不从”体现了蔡伯喈的“孝”。在第二出为二老祝寿时，蔡公就说：“卑陋，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在第四出，蔡公更是强迫新婚燕尔的蔡伯喈上京赶考，说：“孩儿，天子诏招取贤良，秀才每都求着科试。快赴春闱，急急整着行李。”面对父亲的强烈要求，恪守“父父子子”伦理观的蔡伯喈只得遵从。虽然蔡婆极力反对蔡伯喈远游，说“万一有些差池，教兀谁管来？你真个没饭吃便着饿死，没衣穿便着冻死”，但是在封建家庭“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下，蔡婆的意见却无关紧要。因此，遵顺了父亲意愿，进京赶考的蔡伯喈在当时是“全孝”的，只是这种愚孝的行为反而造成了不孝的后果。

其次，“辞官不从”体现了蔡伯喈的“忠”。当蔡伯喈“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时，本来皆大欢喜的高中，却让蔡伯喈陷入两难。入仕为官表明他完成了父命，实现了孝道，但是入仕之后的牛丞相逼婚，使他身恼心烦，一方面他担心牛丞相上奏皇帝，请求赐婚;另一方面，蔡伯喈已从牛丞相势大压人的行为看到了官场的艰难。所以，他上旨辞官，请求回乡，结果却被认为是嫌官小，皇帝驳回蔡伯喈的请求，而蔡伯喈只能卑微顺从。单单就蔡伯喈这一顺从的行为来看，蔡伯喈在君臣纲常上做到了“忠”，并且他在请旨的时候，只说“听得，家乡里遭水旱，遇荒饥”，要“事父母，乐田里，初心愿如此而已”，这些无力的请求和决心，或许表现了他潜意识下不愿辞官，只是借助外力消解自我矛盾中的一种方式。

最后，“辞婚不从”也表现了蔡伯喈的“表面道德”。一方面，在儒家道德观念影响下，糟糠之妻不可抛这一道德要求是造成蔡伯喈矛盾心理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花容月貌的丞相千金又时刻激发着蔡伯喈的本我情欲，在道德和情欲的冲突下，蔡伯喈选择借道德收获情欲的方式，再次借助外力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在道德外衣下，他多次辞婚，搬出许多道理，试图为自己寻找道德站位，并从道德层面消解自己富贵忘妻的愧疚感。但是，牛丞相的权势无视蔡伯喈的道德攻击，“强鸾就凤”中蔡伯喈完成了道德和情欲的双重收获。

因此，光从道德层面看，蔡伯喈听从并完成父命，他是“全孝”的;他辞官未遂，入仕为官，是“全忠”的;他试图从道德层面瓦解牛丞相的逼婚之举，却迫于丞相势大而屈从。在表面上，蔡伯喈的道德形象是无法否认的，他的行为都是在顺从，都符合作为孝道主体的父亲和忠义主体的皇帝的要求。

（二）“全忠全孝”在情欲层面的破碎

在道德层面，蔡伯喈是“全忠全孝”的。但是从情欲层面来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