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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的三不从与三不孝

《琵琶记》是根据古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改编而来,作者高则诚生于元成宗年间,号菜根道人,后人也称东嘉先生,祖籍浙江瑞安,工诗词,善书法,是元代颇负盛名的词曲家.早年曾入朝为官,先后任处州录事、杭州行省丞相掾等职，后因元朝统治日益衰败心生退志，辞官后闭门谢客，潜心撰写《琵琶记》。

《琵琶记》讲的是陈留郡蔡伯喈难违父命上京赴试，与新婚不久的妻子赵五娘分别，得中状元后被牛丞相招赘入府，蔡伯喈以家有父母、妻室为由辞婚，遭到皇帝与丞相的反对。此时，陈留郡遭天灾，赵五娘独自支撑家门，自食糠秕，将饭侍奉公婆。公婆死后，赵五娘在邻舍张广才的帮衬下埋葬二老，携琵琶上京寻夫。最终蔡伯喈与赵五娘相认，与牛小姐一起回乡祭坟。

古南戏作品中，蔡伯喈被视为“背亲背妇”的反面人物，张广才在蔡公坟前痛斥其“三不孝”之罪——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这样的道德鞭笞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应是莫大的羞耻。可是，这一切真的能归罪于蔡伯喈么？古时有一则讲孝道的故事，孔子的徒弟曾子以行孝闻名，父母责仗辩而受之，轻仗则受，重仗则拒，问其故，答曰：“惟恐重仗之下丧命，反陷父母于不仁。”正是由于曾子预见性地权衡利弊、自主选择行孝的方式，才赢得了后人的尊重。而蔡伯喈的孝完全是出于顺从与屈服，在父亲逼试的思想斗争中，他也曾徘徊犹豫，一方面难舍新婚的妻子，一方面牵挂年迈的爹娘，“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深深扎根在他心底，这是封建伦理观念赋予人子的责任。但蔡公却以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为“大孝”严令蔡伯喈进京，这种求取功名仕途的封建思想成为酿造蔡家悲剧的导火索，根本原因还是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战乱灾苦的年代。蔡伯喈始终是充满矛盾的，他也曾为自己抗争过，辞试，父不从，辞官，礼法不从，辞婚，丞相不从，在封建思想与皇权统治者“三不从”的禁锢下，蔡伯喈背负着“三不孝”的罪名，走上了择不自裁、听任摆布的不归路。这既是封建文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高则诚的《琵琶记》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古南戏，对蔡伯喈指责的同时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子孝妻贤的圆满结局虽然仍带有封建色彩的残存，却使后人深刻理解了蔡伯喈和他所处的时代。

在中国文学史上，《琵琶记》与《西厢记》堪称双壁，明代的李贽曾评价：“《西厢》化工，《琵琶》画工也。”可见，《琵琶记》作为南戏的曲祖，在揭示社会矛盾的深刻、刻画人物性格的真实以及语言的朴素无华等方面对后世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