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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剂和解剖刀

“他是个抱住自己原则不放的极端分子，甚至是个狂人。”“他是个想入非非的家伙，他写东西是想败坏青年男女的道

德。”

“假如已婚和未婚男女听信了纪伯伦在婚姻问题上的主张，那么家庭的支柱就要倒掉，人类联盟的大厦就要坍塌，世界将变成一座地狱，它的居民将变成魔鬼。”

“必须战胜他写作风格中的美的倾向，因为他是人道主义的敌人。”

“他是一个亵渎神明，背叛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奉劝吉祥山上的居民拒绝他的教唆，烧毁他的著作，以便让他们的心灵免受其中某些内容的毒害。”

“我们读了他的《折断的翅膀》①，发现那是搅拌在肥油里的毒药。”

以上这些，是人们谈到我时的一些说法。他们说对了。我的确是个极端分子，甚至近于疯狂。我让我建设的意向趋于破坏。在我心中，有对人们视为神圣的东西的厌恶，有对他们所厌恶的东西的爱。假如我能连根拔除人类的风俗习惯、信仰传统，那我决不会有一分钟的犹豫。至于他们当中某些人说我的书是搅拌在肥油里的毒药，这话说出的事实却被厚厚的面纱掩盖着。事实的真相是：我并不把毒药和肥油相混合，我倒出的纯粹是毒药，——不过，是倒入

透明洁净的杯子里。

这一段序言可能显得粗鲁冒昧。可是，带着粗鲁的冒味，难道不比带着温柔的背叛更好些吗？粗鲁冒昧是通过自身来显示自己，背叛却穿上了为别人剪裁的衣服。

东方人要求作家像蜜蜂那样，翩翩飞舞在田野上，采花酿蜜，营造蜂房。

东方人喜欢蜜，以为除了它就没有更好吃的东西了。他们吃蜜吃得太多，以至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蜜，在火的炙烤下流淌着，只有放在冰雪里才能凝聚。

东方人要求诗人在他们的当权者、统治者和大主教们面前焚香膜拜。东方的天空已经布满了御座前、祭坛上、坟莹间升腾的烟云。但他们还不满足。

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出现了和穆台奈比相似的赞美者，和罕萨②相辉映的哀悼者，以及比萨菲丁·哈里③还文雅的报喜者。

东方人要学者研究他们父辈和祖辈的历史，深入细致考察他们祖先的遗迹、风习、传统，要学者在他们冗长的语言，不胜其多的派生词，繁琐的修辞法之间消磨时光。

东方人要求思想家给他们复述白德巴④、伊本·鲁什迪④、艾弗拉莫·希尔亚尼、约那·迪马什基等说过的话，要求思想家写文章时，切勿逾越愚蠢训诫和拙劣指导的界限，以及随之而来的格言和经文的界限。一个人若和这些经文保持一个调子，他的生命就会

变得像阴影下苟活的草芥一样，他的思想就会变得像掺和了少量鸦片的不冷不热的水一样。

总而言之，东方人仍然生活在昔日的舞台上，他们倾心于开心解闷的消极事物，讨厌那些激励他们、使他们从酣梦中惊醒的简单明了的积极原则和教诲。

东方是一个病夫，灾病轮番侵袭，瘟疫不断滋扰，他终于习惯了病痛，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某种自然属性，甚至看成是一些陪伴着高尚灵魂和健康躯体的良好习惯；谁要是缺少了它们，谁就会被看成被剥夺了高度智慧和高度完美的残缺不全者。

东方的医生很多，他们守在他的病榻边，交换着对病情的看法。他们不开别的药，专开只能减轻而不能治愈疾病的临时麻醉剂。

而这精神麻醉剂，又种类繁多，形式各异，颜色有别。其中一部分是由另一部分产生出来的，就像瘟疫和病虫害那样，这部分受那部分的传染。每当东方感染上一种新的疾病时，他的医生们就给他开一副新的麻醉剂。

促使这些麻醉剂问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病人屈服于著名的天命哲学，医生们则胆小怕事，他们担心加剧有效药物带来的痛苦。

给你举几个东方医生用来医治家庭、国家和宗教疾病的麻醉剂和镇静剂的例子：

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具体问题，男人讨厌自己的妻子，女人讨厌

自己的丈夫。于是夫妻争吵起来，殴斗起来，相互疏远了。但不过一天一宿，男方的亲属和女方的亲属就聚到一起，交换经过文饰的意见和经过推敲的想法了。

他们一致同意让这对夫妇重归于好。于是，他们把妻子叫来，用能使她羞惭但不能使她折服的虚伪教训去麻痹她的感情。然后，又把丈夫叫来，用能软化但不能改变他思想的花言巧语和谚梧格言去迷惑他的头脑。这样一来，一对精神上已经彼此厌弃的夫妻和好了——暂时地和好了，两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勉强回到原先的居室，重新在一个屋顶下生活，直到镀金的漆皮“剥落”，家人亲友施用的麻醉剂失效。于是，男人重又表现出他的厌恶和嫌弃，女人扯下掩盖其不幸的面纱。但是，那些制造了第一次和好的人还要来第二次，那些尝到过一点麻醉剂滋味的人，也不会对一只满盈的杯子表示拒绝的。

有人起来造专制政府或陈旧制度的反，他们组成旨在复兴和解放的改良团体。他们勇敢地发表演说，热情书写文章，张贴标语口号，派遣代表团和代表。但是，不过一个月或两个月功工夫，我们就听到，政府监禁了团体的头头，或委派了他一个什么职务。改良派呢？我们再也听不到它的一点消息了，因为它的成尺已经饮了一点名牌麻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