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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说文解字》的三大局限

很多人认为《說文》的局限是：许慎没有见到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說文》是以小篆为本，所以说解汉字有错误现象，这的确许慎的局限之一。

（常见误区：钟鼎器从西汉就开始出土有人研究，许慎见过金文的可能性很大，严格的说：金文、甲骨文是并列关系，不是先后关系。金文在字形并不比甲骨文简单，可以说是甲骨文是【俗体字】，金文是【正体字】）

但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因为：

对一个汉字造字本义，下确凿无误的判断，是非常有难度的，也是争议最多的。

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能得到不同的答案，「前提」和「结论」自洽，可以做到自圆其说，也算是姑备一说。

这在人文学科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历史学研究，同一个问题，依据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

可以这么说，即便是今天，除了简单的汉字，如：「日、月、山」没有分歧，在「造字本义」的考释上，无分歧的汉字是非常少的。

所以，许慎的很明显错误，后人见到新材料，很快就修正了。没有明显错误的，在没有见到新材料，有确凿证据以前，我们依然要选择相信，或者说当做【一说】。

因此，我说这种局限是很次要的。而许慎真正的局限，有巨大负面影响，甚至是「桎梏」，简单说有以下几点：

「六书」理论的局限

「五百四十部首」的局限

说解汉字【循环解释】的局限

三点详解的话，文章就有点长，不想看就到此为止。想涨点知识，就看下去。

明星八卦、社会奇闻，一目十行，看过就忘，深度阅读，都要付出一点专注度。

一、「六书」理论之局限

首先，我们熟知的「六书」理论并不是许慎发明，最早见于《周礼（周官）》，但无具体所指：

《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最早具体定义「六书」的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別录》、《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引：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这里说一下「保氏」这个官名官名，「保氏」属于《周官》六官之「地官司徒」。古代家国不分，保氏可能就是类似于贵族子弟的「保姆」和「老师」兼有的一种官职，「保」在殷周金文中的象形「保姆带孩子」的意味很明显：

后世所谓的「太子太保、太师，太傅」，其词源大概来源于此。

继刘向父子以后，东汉学者郑玄《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注》引东汉学者郑众之「六书」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郑玄为后郑，郑众为先郑）

我们今天所说的「六书」就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来的：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刘向（艺文志）、郑众、许慎三者的「六书」之差异：

（表格引自：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4修订版，页103）

许慎「六书」千百年以来一直奉为圭臬，后世学者宁可修修补补、牵强附会，也不愿意改动一个字，许慎「六书」理论的问题在哪里呢？

1、因偏韵律牺牲了严谨。

哲学家冯友兰说中国古人的著作：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

冯友兰先生说得真好，我是非常同意的。

中国的先秦哲学典范《道德经》，根本就不能不能用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方法进行研究，因为都是诗歌一般的语言，老子就是这样潇洒姿态：你懂，自然懂，不懂，你就走远点！！根本不屑解释什么！

所以，中国古人宁可牺牲「精确明晰」，也要注重「文采韵律」，甚至数学题都用五言诗来写。《說文》对六书的定义，是读起来朗朗上口的骈文，但有些定义很模糊。

比如：

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到底指的什么，这个问题争论了一千多年，仍然是众说纷纭，古今学者对「转注」的解释大概有十几种（见裘锡圭，2014，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页105-106）。

包括：徐锴、戴震、章太炎这样的大学者都解释过，但到今天，都是众说纷纭，从未取得共识。这恐怕是学术史上的「奇迹」。

2、「象形」、「会意」和「指事」的界限模糊

《說文》所举例的「日、月」属于「画成其物」的「象形」很好判断。但其实有很多字，并不能截然界定，它们到底属于「象形」还是「会意」或「指事」。

比如：「大」字，像「人张开四肢」之形，《說文》认为是「象形」：

《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大」如果是象形，但并不跟「日、月、牛、马」一样，就是表达是所象之物的名称，而以是「象形符号」曲折的表达另一种相关的意思。

如果是「指事」，《說文》举例的「上、下」并不涉及具体事物的象形，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