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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及历史教训

目录

TOC\o1-2\h\u12485浅析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及历史教训 1

32669摘要 1

28075一、变法失败原因 1

289111、相权弱化 1

100532、吏治改革妥协退让 3

27013、新法实施中出现失误 4

147924、改革没有和平的外部环境 5

7444二、历史教训 5

275621、改革的推行者必须掌握一定的权利 5

297342、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 6

94503、及时调整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 6

325464、改革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 6

摘要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进行的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这次改革主要从“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个方面推行，总共持续了17年。虽然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失败的命运。本文主要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相权弱化、吏治改革妥协退让、新法实施中出现失误、改革没有和平的外部环境四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归纳总结出经验教训给今后的改革以启示。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历史教训

一、变法失败原因

1、相权弱化

（1）台谏合一牵制宰相权利

相对于前代诸朝的文武兼治，宋朝在政治体制上更加偏重于任用文人治理国家，这就使得文人士大夫极大的参与到了政治建设中。不可否认这种文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政局，管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它也对相权形成了严重的制约。宰相在政治上稍有差错就会受到以台谏力量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的猛烈攻击，相权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北宋的政治架构中，中央监察系统的台谏，与君权、相权共同构成了北宋中央官僚政体的三个支点，在君主官僚政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

台谏始于北宋，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在此之前，御史台与谏院是两个相互独立而职能迥异的机构。自秦始皇始，设立御史大夫一职，负责监察百官。此后各朝大多沿用。唐时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负责监察。宋承唐制，设御史台掌监察，然而御史台却长期处于“无定员，无专职”[2]的状态，根本不可能履行监察职能。事实上直到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诏令御史台“自荐其属，俾正名而举职”[3]，御史台才真正担负起监察职能。

谏官制度由秦代开创，“秦置谏议大夫，掌议论”[4]。汉承秦制，置谏议大夫作为官禄勋的专职谏官，负责“直言极谏”，随侍皇帝左右，谏诤皇帝得失。宋代也极为重视谏官，专门设置谏院，规定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且谏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宰相无权干涉。这就使得原本作为宰相属官，约束皇权的谏官摇身一变反成为皇权制约相权的工具。由此谏官和御史大夫直接归皇帝控制，宰相失去了制约皇帝最重要的两个途径。[5]

宋朝以前的谏官只能谏诤皇帝而不能评议百官，御史能够弹劾百官而不能监察宰相，御史与谏官各司其职，各自为政。然而进入北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诏“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每月须一员奏事，混而言之，听非时入封，及三年则黜其不胜任者”[6]。从此以后，御史与谏官互行其事，在职权上合二为一。这就使得相权受到了强有力的牵制，相权开始逐渐弱于台谏并屈从于台谏。

(2)皇权制约相权

有宋一朝皇帝为了制约相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分割宰相行政权；增设枢密院分割宰相军权；增设三司，分割宰相财政权,使得宰相权利日渐衰弱。本文主要分析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神宗对宰相王安石的制约。

宋初统治者为了杜绝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局面再次出现，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国家大权全部收归皇帝所有。这确实适应了宋初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的需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日益显露，到北宋中期已经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和“积贫”“积弱”的无可挽回的局面，并且形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神宗即位后，面对如此危局并未胆怯，他立志图强，决心改弦更张，发动变法，以挽救危机，恢复汉唐盛世。但是年轻的神宗毕竟缺乏治国经验，因此他必须寻求与他有相同治国理念的官员的支持。这时曾经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的王安石便成了神宗的不二选择。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拜相，变法全面推行。这一时期神宗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与用人一切委听，“既全以威福以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7]，顶住了来自反对派的压力，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例如，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引发了朝野的激烈争论，反对之声四起，以三朝宰相韩琦为最，他三次上书神宗表示反对新法。但是神宗顶住了压力，坚决支持王安石，使得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可以说这一时期内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关系是极为融洽的，但是神宗并未因此放松对于相权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