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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唐盛世刺客特别多

如果说刺客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是社会动荡时期的产物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整体来说政治经济繁荣、社会和平稳定的唐代，刺客之风却愈演愈烈呢？这要从唐代特殊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唐代刺客数量多、影响大、政治色彩明显

说起刺客，大家想到的或许是李白在《侠客行》里写的诗：“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又或许是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譬如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刺客专诸，还有中学学过的《荆轲刺秦王》里的荆轲。历史上，有关刺客的记载不在少数，而唐代的刺客尤其多。

从唐代初期李元吉派刺客刺杀秦府大将尉迟敬德，到后来唐宪宗时期震惊朝堂的王承宗、李师道遣刺客刺死宰相武元衡。刺客的踪迹不绝于整个唐代。同前代相比，唐代的刺客出现了几个特点：数量多、影响大、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

翻阅有关唐代的史书，刺客的事迹不胜枚举。仅正史记载的比较典型的就有：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为了夺宠登基，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等谋杀魏王李泰。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五月壬午，盗杀正谏大夫明祟俨。

刺客之多在唐代史书中有直接的反映：“当承宗师道之济恶也，奸人遍四海，刺客满京师，乃至关吏禁兵，附贼阴计，议臣言未出口，刃已堪胸。”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数量之多，唐代刺客之肆虐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刺杀现象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异态，它越出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象征着血腥与暴力，与人们的理性思维相悖逆。

但是，唐代刺客之肆虐超乎人们的想象，其影响之大、之恶劣也超乎前代。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唐代被刺杀的政府高级官员的数量明显增多。此前，史书记载的刺客多是活动于民间的侠义之士，他們刺杀的对象也多是自己的仇人之类，政府官员并不多。但是到了唐代，由于种种原因，刺客的活动开始大规模渗透上层政治社会，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官员都开始与刺客发生关系或者受到刺客的威胁。

唐代刺客的特点之三，就是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刺客参与政治的情况越来越多。如唐初，李建成、李元吉派人刺杀尉迟敬德，是为了拉拢党羽，消除异己，达到夺取皇位的政治目的。

刺客大盛于唐代的原因

如果说刺客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是社会动荡时期的产物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整体来说政治经济繁荣、社会和平稳定的唐代，刺客之风却愈演愈烈呢？这要从唐代特殊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首先是胡化胡风的影响。关于“唐人大有胡气”早已有定论，因先进而自信的唐代文明以开放的姿态迎纳非汉族以外的文明，相互交融。不同文明的交融同样影响到唐代上层建筑，从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到民众思想无一不散发着浓浓的异族文化气息。特别是魏晋以来不断迁徙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给内地带来了强悍、好斗、粗犷的精神，促成了唐代社会好勇尚武的风气。同时也对封建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造成封建礼法纲常的相对松动。所以在这个时期，任侠（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之风空前活跃，从皇室贵族到文人百姓，好侠习武之风在全国弥漫开来，成为唐代刺客大兴的宏观社会背景，也给刺客的产生培植了丰沃的土壤。

其次，唐代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个个好勇尚武、人人任侠，势必会造成个性的张扬，也势必会对封建社会秩序尤其是法律秩序造成冲击。

唐人在这一时期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大大异于前人，价值标准也发生了倾斜，稍稍背离了正统的礼法观念。如有一些人知道来客是杀人凶犯，还要窝藏包庇，以侠待之，在观念的深处已经把国家法制和道德是非置之脑后。

尚武任侠的社会风气必然会导致法律秩序的破坏和社会治安的紊乱。而社会治安的紊乱反过来又给刺客的活动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法律的宽松也是唐代刺客盛行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封建社会法律的作用是辅弼教化，德主刑辅，为礼教服务。统治者有时为维护封建礼教而对特殊的犯罪予以赦免，以礼曲法、以情殉法。对于血亲复仇就是如此。

唐代民间百姓雇用刺客大多是出于仇杀的目的，是为复仇。而血亲复仇往往可以得到政府和民众的同情，甚至是皇帝的亲自过问，常常可以得到赦免，还会得到政府的表扬和奖励。这无疑是默许或者放纵仇杀行为，自然就促成了在自己没有能力或者不方便亲自复仇时雇人行凶的刺杀现象。

任何政治工具都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刺客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不例外。可以说，政治斗争的需要是导致唐代刺客大盛的最重要的因素。唐代后期，政治动荡，各割据势力之间以及割据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不断，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形式也更加多样。明暗相杂，政治、外交、军事，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刺客也被空前利用。所以说，是特殊的政治需要直接推动、导致了唐代刺客的极盛。

唐代政治与刺客

刺客团体虽然一直只是社会的一股暗流，刺杀现象的发生放在整个唐代看也只是局部的、偶然的。但是由于其空前的猖獗和恶劣的影响，直接冲击了唐代的统治基础，影响到朝堂政治，加上唐代特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就有必要和唐代的政治结合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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