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刺客、游侠看先秦两汉侠形象变迁.docVIP

从刺客、游侠看先秦两汉侠形象变迁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所载的“侠”是一个群体性名词，它包括了勇士、私剑、刺客和游侠等多重角色，其中刺客凭借“以武犯禁”的特征，成为这一时期“侠”的典范代表。秦末汉初，太史公《史记》中所论述的游侠，不仅具有周急救穷的侠义，还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是这一时期“侠”的典范代表；班固《汉书》中新增加游侠，暴力凶杀特点突出，虽有济危救困的侠义，然而却缺少德性修养，游侠沦为豪暴之侠，成为威胁国家君主权威和正常社会秩序的异端群体，刺客和游侠成为侠的两种重要典范形态。

关键词：侠群体；私剑；刺客；游侠；侠义精神

关于“侠”的记载，集中见于《韩非子》《墨子》等先秦诸子文集中，同时，又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中。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侠”是一个群体性概念，他们常以“私剑”“刺客”“游侠”等身份出现。侠产生之初，其行为多与刺杀、复仇、报恩等方式存在。这一时期的“侠”形象呈现出一种原始的野蛮状态，其典型代表是太史公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高渐离、曹沫、聂政、专诸、豫让、荆轲等人。

一、“侠”形象的历史变迁

“侠”产生于春秋战国，兴盛于西汉。伴随着“侠”的大量出现，太史公、班固、荀悦、许慎等人专门对“侠”的身份进行诠释。西汉时期，太史公始为“侠”正名。其在《史记》一书中首为“游侠”立传。太史公把“道义”作为衡量“侠”的重要标准，对“侠”的身份进行重新界定，并将“游侠”这一群体视为侠的典范代表。“游侠”是“侠”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史公通过分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且“刺客”不入“游侠”，对“游侠”与“刺客”的身份进行了进一步廓清，将道义层面的“游侠”与其他侠形象区分开来，如朱家、剧孟、郭解等人便是“游侠”的典型代表。至东汉，班固从封建君主立场出发，对侠“权行州域,力折公侯”［1］3698、“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1］3699等威胁国家稳定和君主权威的行为进行严厉批判。虽然批判，但是班固还是对“游侠”泛爱周急、谦卑有礼的品行进行了肯定。这和太史公对“游侠”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侠”进入道义范畴后呈现出的侠义品格，是“游侠”身上最稳定的精神特质，是区别于“刺客”的重要标志。

从先秦到两汉，“侠”大致经历了从产生到兴盛，再到消沉与嬗变三个阶段。随着“侠”群体的不断扩大，“侠”对国家和君主权威的威胁日益明显，汉景帝刘启开始诛杀豪侠，而后汉武帝刘彻延续这一措施，继续对“侠”进行打压。到东汉初年，“侠”群体受到重创。《汉书·游侠传》载:“自建武、永平……无豪杰之侠。”［1］1110

在政治高压态势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社会背景下，汉代“守文之风”昌盛，民间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儒生”层。在这一社会条件下，“侠”的原始自由的生存环境被不断挤压。因此在寻求与政权妥协的过程中，“侠”形象发生嬗变，开始向“儒生”转化。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最早指出，及至东汉中后期,“游侠”已群体性转变为儒生。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也写到，前汉《游侠》《货殖》(列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从春秋战国的“刺客”，到西汉时期的“游侠”，再到东汉时期的“儒生”，这是从“子”到“史”，“侠”形象嬗变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牟发松在《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认为，战国刺客、西汉游侠、东汉儒士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二、刺客：春秋战国时期，侠“以武犯禁”的典范

关于“侠”的形象，《韩非子·五蠹》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2］476

韩非子认为，“儒”通过文学扰乱法纪，“侠”借助武力与国家禁律抗衡。韩非子重法，主张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对“儒”和“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将“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2］489的“儒”和“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2］489的“侠”并视为五蠹。在《显学》篇中，韩非子还称：“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2］497认为豢养儒、侠不仅对国家的安定没有任何意义，儒、侠还是对国家政权危害最大的两大蠹虫。

（一）侠的暴力性与依附性：游侠与私剑之间的“养”与“被养”。“武”是“侠”身份的主要标识。“侠”凭借武力被私门之主豢养，他们敢于触碰国家、法律禁区，甚至做出一些违法犯禁的事情，他们效力于供养者。另外，“侠”还不事生产。韩非子在《显学》篇认为“儒侠毋军劳”，却能“显以荣”。“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人数再多也不是真正的强大，即所谓“象人百万，不可谓强”，因为“象人不可使距敌也”［2］499，“侠”尚武，却不能抵御外敌、保卫国家，因为“侠”将武异变为了暴力。“侠”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