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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湄公河行动》看国产犯罪片叙事逻辑

犯罪影片是电影类型片中一个颇为壮观的类型。客观的事实经由犯罪影片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被重新演绎，人们在恐惧犯罪而又好奇犯罪的同时亦热衷于在银幕上欣赏犯罪影片，从而获得娱乐享受，以及对社会或人性的反思。由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缉毒题材犯罪影片《湄公河行动》(2016)，根据真实的重大案件改编，影片调动多国演员，转换多地拍摄，一经上映便收获了大量好评，甚至被认为为国产犯罪片提供了一个新的标杆。而值得注意的是，《湄公河行动》的被肯定，一方面在于其故事原型的敏感性、对犯罪问题的批判性和反映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另一方面也在于其紧紧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叙事策略。电影在叙事上受真实事件和审查制度限制，而林超贤却能够在商业与艺术、官方宣传与个人风格的夹缝中开辟一条自己的叙事逻辑之路。相对于电影在技术、场面和尺度上的突破，这才是其余国产犯罪片更值得注意的。

一、《湄公河行动》叙事符码

叙事学者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曾经在总结了大量西方民间故事后指出，民间故事拥有一个基本结构，即主人公对某个事物的追寻。这种叙事逻辑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西方民间故事中，它作为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喜爱的叙事逻辑一直体现在后世的诸多叙事艺术作品中。《湄公河行动》亦不例外。以格雷马斯提出的“符号的矩形”来分析《湄公河行动》中的人际关系，可以发现，在表层上，糯卡是主人公高刚和方新武的寻找对象，在这层寻找之下，还有一些小的寻找，如两人对被毒贩抓去严刑拷打的线索人物的寻找，方新武对逼死自己女朋友的占蓬的寻找，方、高对糯卡儿子拿突的寻找等。在深层中，实际上还包括方新武对心爱的女朋友死后心灵解脱的一种寻找。

而在叙事符码中，最关键的便是人物。在电影中，整个参与特别行动的小组人员只有不到十人。但实际上，要想在诸多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破获一件如此波谲云诡的案件，十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湄公河行动》的总顾问，也是当时的专案组组长刘跃进曾表示当时的专案组由多个执法部门联合组成，共有六个小组与两百多名成员。但为了考虑叙事的流畅与刺激性，电影中只重点表现了大师、哪吒、冰冰等几个身手不凡，能够以一当十的缉毒警。这个行动小组带有很明显的《碟中谍》式的分工明确、个性突出的特征，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人手上的不足与金三角地区的特殊性，使观众能够更为明晰地感受到警方办案时的无力感。而在行动小组中，重中之重则莫过于高刚。

在《湄公河行动》中，林超贤有意根据“卡里斯玛”的标准来塑造主人公，云南省缉毒总队队长高刚。卡里斯玛(Charisma)原本是一个早期基督教中的观念，原意为某种如有神助的普通人。后来被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引入政治社会学中，用来指代权威人物，即一种具有超自然，超出一般人力量、天赋或品质的领导型人物。在特殊的情境，如战争、创业中，卡里斯玛人物能够树立起绝对的威望，以自己非凡的个人魅力赢得一个群体的用户。韦伯认为，这一类人物的诞生离不开某种固有的秩序出现危机，人们原本的信仰出现动摇，遭遇困顿这种情况。《湄公河行动》中的高刚因为脸黑又被小组成员称为“包公”，在郁局的强力推荐下被任用，其出场就带有一点神秘色彩。他与情报员方新武之间合作多年，但是直到这次大案，两人才第一次见面。一开始，方新武并不认同高刚，方新武认为在他的地盘，高刚应该按照他设计的方案来行动，而高刚则因为感到机会的稍纵即逝而自行其是，以至于暴露了方新武的线人。但是在后来对线人的合力营救中，方新武发现高刚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在拯救线索人物时，高刚决定硬抢；而在扮成赌场老板的一场戏中，高刚饰演起出手阔绰、脾气蛮横的大款来游刃有余，骗过了毒品供货者。在面对毒贩时，高刚毫不留情；面对队员时，高刚说一不二。但是和方新武在一起时，高刚又会展现自己柔情的一面，告诉方新武自己离婚了，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卡里斯玛被认为，它的权威“最关键的是它能够产生秩序——它能够赋予心灵的与社会的秩序”。在金三角这一个“三不管”地带，高刚这一正直、勇武、智慧过人的角色便意味着一种新的秩序的到来。而久已被金三角无法无天氛围浸染的方新武，面对高刚时无疑犹如重新获得了一次审视内心的机遇。但是，在《湄公河行动》中，高刚身上的魅力并不是超验式的，而是一种对于公安干警形象的理想化塑造，这是已经习惯了美国大片“超级英雄”的观众所完全可以接受的。

二、《湄公河行动》中的虚实叙事策略

《湄公河行动》在叙事逻辑上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便是虚实结合。即在叙事的大体框架下遵从事实逻辑，避免观众产生理解障碍，而原型事件本身的精彩性已经保证了电影的戏剧性。叙事细节上，在保证合理性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以使整个叙事经得起推敲的同时紧凑、刺激。

首先来看写实的一面。法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曾经在他的《摄影影像存在论》中指出：“电影美学的基础是电影再现事物原貌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