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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韩国犯罪片对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借鉴与改造

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谓是逐日追风，令人感到诧异的同时，也感叹其在泛亚文化圈内翻转腾挪的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韩国电影的发展盛况进行总结、归纳，以飨中国电影。其中佼佼者当属犯罪片，如《我要复仇》《杀人回忆》《追击者》《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黄海》《恐怖直播》等。它们以类型策略包装自身，在现实主义式微的时代，表现出浓郁的现实情怀，不仅达到现实主义的理想高度，也为“犯罪片”这一类型的繁荣起到巨大作用。

韩国“犯罪片”的成功，离不开好莱坞“犯罪电影”的滋养。1984年韩国第五次修改《电影法》，从“符合国策的电影”[1]到“具备艺术性并能给予观众感触的电影”，新的电影法为韩国电影创作松绑的同时，也为外国电影在本土发行开辟途径，好莱坞电影由此长驱直入，“导致了韩国电影很大的生存危机”。[2]对朴赞郁、奉俊昊等“386世代”(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并成长于80年代的30岁人士)导演而言，好莱坞的“闯入”，犹如春雨，滋润求知若渴的心。由此，两国电影就像两根绳子相互扭结、羁绊、牵扯，既是危机，亦是机遇。

一、好莱坞犯罪电影与韩国犯罪片的类型经验差异：“造梦机”与“问题意识”

“新好莱坞”后出现一批注重犯罪心理活动的电影，如《雌雄大盗》《教父》《唐人街》《出租车司机》《沉默的羔羊》《低俗小说》《盗火线》《洛城机密》。张晓凌与詹姆斯·季南将这类电影称为“现代经典犯罪片”，[3]笔者将其称为“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

(一)两种气质：营造梦幻与书写现实

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的特征有三。首先，它是一种成熟的商业类型，与黑色电影不同，它对“黑色”世界的描绘，多是修辞性与高度风格化的，其目的是筑造“黑色”奇观景象，以牟取商业利益。其次，它以极致的动作场景、奇观化的试听风格满足商业诉求。再次，存在泛类型化倾向，“这种类型突变已经从固定规制演变为动态流变……但类型元素实际上存在于影片中，并构成观众欣赏影片的一种默契”[4]，就像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实际涵盖警匪片、动作片、悬疑片等类型元素，而泛类型化倾向正逐渐消解犯罪片本就不泾渭分明的界限。

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犯罪片，与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的差异甚小，极具戏剧张力的冲突设置、拳拳到肉的动作设计与“‘去明星’的明星策略”，[5]都遵循好莱坞“连续性”美学规则，尽可能不让观众出戏。但好莱坞终究是“梦工厂”的代名词，无论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以何种叙事手法展现人性的多个侧面，终究无法跳脱“梦幻”本质，其内核依旧是呈现当代“美国神话”，或修复观众对“美国梦”的美好期待。而韩国犯罪片则致力于书写韩国社会的现实图景，并非“神话”，社会的阴暗角落；龌龊的政治勾当；人性的普遍堕落是它希望表达的银幕情景，它更为严肃，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就像韩国学者JinheeChoi所言，韩国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韩国历史感，这可能是区别于好莱坞和其他国家影院的一种产品。”[6]因此，二者的关系可以大致概括为，韩国犯罪片为在商业环境下求得生存，不得已披上与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近似的炫目“外衣”，但本质却大相径庭，一个为营造“梦幻”，另一个为书写现实。

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对社会黑暗面以及“下流社会”的偏好，看似拥有粗糙的现实主义底色，实则不然。有学者指出：“与《黄海》那种典型的韩国犯罪片深入骨髓、能闻得到血腥味的人性相比，好莱坞犯罪电影无一例外都是高度风格化的。简而言之，它们的“黑色”只具备修辞学上的意义，终究与人性的幽微底色关系不大。”[7]正因为“高度风格化”的原因，当代好莱坞犯罪电影更倾向于在银幕上凭空制造一个“噩梦”，并通过圆满的结局修复问题，回到幻想，使观众在影院中宣泄情绪。对好莱坞犯罪电影而言，是什么导致“噩梦”，并不是叙事的重点，如何运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过程、结尾解决“噩梦”才是关键。

“犯罪片叙事的核心是‘犯罪是如何产生的’”，[8]这也是“好莱坞犯罪电影”不能称为“犯罪片”的原因。简言之，类型电影的特质与“梦境”存在无限接近的关系，这必然有意模糊“犯罪是如何产生的”现实命题，多数犯罪题材电影讲述的只是如何修复犯罪对社会的创伤，缺少对犯罪根源刨根究底的问题意识。相较之下，韩国犯罪片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在满足观众“入戏”的前提下，普遍揭露人性堕落、权力本质与社会阴暗面，成为韩国犯罪片不断引发观众思考“犯罪是如何产生的”思想源流。

值得讨论的是，新世纪前的韩国犯罪题材电影，似乎并不具备“问题意识”；当我们仔细翻阅新世纪前为数不多的韩国警匪片、黑帮片，如《两个刑警》《心跳》《日出城市》，无一例外都是对香港电影商业套路的沿袭与套用——对“情义”的讴歌与赞扬。“20世纪90年代，香港动作片的流行重新唤醒了韩国黑帮电影，香港动作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上映。二三十岁的观众更熟悉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