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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的认识范式

一民治抑或官治

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研究，有一些被普遍认可的认识范式（Paradigm）。主流的看

法认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是一种自治秩序，即一种乡绅自治的结构和形态，进而认

为，传统中国存在官治与民治两个分殊的管理和支持体系。另外，主要是来自历史学的研究

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皇权专制主义或王权主义下的“吏民社会”，基层社会自治并不

存在，乡绅自治只是依据儒家经典构想出来的、比照西方社会的自治形态和自治范畴与概念

构建出来的社会图式，历史上甚至是个例外。

民国至于当代，关于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研究，大致都是在上述认识范式指导下的拓展

和深化，比如20世纪前半叶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基本上以“乡绅自

治”或宗族自治为预设前提，并且这方面的研究还表现出了有选择性的区域研究如以宗族比

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为特征，研究的结果大多是有关宗族伦理社会的佐证、新发现或者是对现

代分析性概念的运用和验证。关于“吏民社会”的深入研究和认识深化，主要是来自历史

学、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拓展得力于新史学范式（比如社会生活史的研

究）的运用和古代文书、简牍、档案以及考古学的新发现，这些研究同样对吏民社会说提供

了有力的佐证。

上述认识范式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因西方工业文明的制度文化进入，晚

清以来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改造和重塑一直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的主题，这样的社会改造

运动被称为“规划的社会变迁”（PlannedSocialChange），传统的国家结构和社会形

[1]

态是社会改造的对象，同时也是社会改造运动发生和展开于其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也就是说，近现代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威秩序统合基层社会秩序，乃是

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趋势之一。它的表征是，国家权威控制全部社会资源和规划整个社

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权建设”（包括地方行政制

度的设置）与现代国家建构密切相关，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延伸，是权威秩序对自发秩

序统合和覆盖的过程，亦即国家权威对地方权威或民间权威取而代之的过程，这构成对整个

基层社会进行“现代性改造”的目标之一。

对上述社会结构变化的解释，一般是从现代国家政权建构和现代化视角来切入，这方面的研

究非常深入，也很深刻，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这样一个主题，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2]

涉及历史、社会、文化、价值等所有方面。这方面研究直到今天仍备受关注，部分原因是，

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社会转型远没有完成且还在不断的演进当中。

二民治与官治的不同认识范式

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国内外研究者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即皇权并未深入乡村社会，后

者是由乡绅阶层主导的宗族—伦理自治秩序。主要的理由，一是国家能力有局限性，二是

[3]

家—国同质性和一元性，所以，（必然）存在一个非国家的“民间的”社会自治空间，并且

主要来自（国内外）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认知。费孝通在《乡土重建》《皇

权与绅权》《乡土中国》等著作中提出“双轨政治”的概念，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有两条轨

道，一条是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的轨道，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后者的秩序形态被描

绘为散漫、和谐的自然社会。双轨政治的形成，给予我们型构自治因素的启示，比如乡绅

[4]

阶层是自治得以保障的主体力量，帝制时期的基层社会秩序就建立在乡绅自治的规则形式

上。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中，认为绅士或绅士集团与国家存在这样的关系：一方面国家要

依赖绅士控制和管理社会，并从中培养所需要的官吏；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科举和选拔官吏

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进入这个集团进行控制，从而得以在制度上对绅士加以牵制。绅士在

19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维护地方风气和儒家信仰方面发挥着极大作用。同时，绅士作为一个

特权阶层，也承担着一定的国家管理职责，往往扮演着政府和基层社会之间的中间人的角

色。一方面，他们帮助政府官员统治地方；另一方面，他们也替民众向政府争取一些权益。

[5]在费孝通、张仲礼等研究者论述的基础上，一些国内外研究者认为，在传统中国存在两种

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

心，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