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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江南城墙的修筑和形制

一般认为，城墙普遍兴起于春秋时期，随着战国频繁的征伐，大多数的中小城郭城墙逐渐加厚，军事机能被大大强化，这一倾向为秦汉所继承。①佐原康夫:《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郭》，《文博》，1989年第6期。正因为城墙所具有的强大防御功能，故章生道指出:“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②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页。以上论断说的是城墙发展的一般情况，但对于早期南方城市的发展，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有学者指出，两汉时期南方很多郡县都没有城墙，孙吴时期才普遍建筑城墙。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本书编委会编:《何兹全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那么，六朝时期，南方地区城墙修筑发展情况究竟如何?本文试以江南地区④本文所说的江南，指六朝扬州的东部地区，大致以丹阳、宣城、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义兴、晋陵等郡为研究范围。为例，就其修筑情况及形制进行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东吴江南城墙修筑的兴起

汉末以来，动荡的时局促使了江南城墙修筑的兴起。由于江东政权是在征服山越、向南推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故被征服者的反抗往往十分激烈，史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⑤《三国志》卷六〇《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95页。在这种形势下，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郡县可能就有了城墙修建。余姚古县城，秦置县，初无城墙。因余姚处于浙东要冲，可控扼吴越，故建安五年(200)东吴对余姚古城扩建后修筑了城池。城周一里二百五十五步，高一丈，厚二丈。①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二《八县》，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37页。建安十三年(208)，东吴名将贺齐平山越，作为镇抚山越的重要据点，置始新城，为新都郡治，“其子城周二里二百二十五步”。②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二四《城池下·严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657页。古之城郭之制，内城称城，外城称郭，即《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但这一时期的郡治可能大多有城无郭，不仅始新城没有外(罗)城的记载，像乌程县，史载:秦置县，三国时，为吴兴郡治所在，但“自汉及隋，唯有子城，而无罗城”。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一《湖州》“菰城”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85页。以上城周不足三里，显然都是一些小型城墙。④按佐原康夫的观点，周长七里以下的城，即为小城。参见佐原康夫:《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郭》，《文博》，1989年第6期。

当然，作为吴人主要的统治据点，孙氏定都之地大多是有城墙的。孙氏起兵江左，初据吴郡城。吴郡城源自春秋阖闾城，城垣三重，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⑤袁康:《越绝书》卷二《吴地传》，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7－8页。吴大城是一个不规则的方形，因为“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原文虽记载为“四十七里”，实际上我们将四边相加，其周长为三十七里左右。外有城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内有小城“周十二里”。设陆门、水门各八座。三国时期依旧，左思《吴都赋》曾云:“郛郭周匝，重城结隅。通门二八，水道陆衢。”⑥萧统:《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规模宏大的吴郡城，成为孙氏早年的统治据点。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即将爆发，孙权“自吴迁于京口而镇之”，⑦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太祖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在京口，孙权筑铁瓮城，“周回六百三十步，开南、西二门，内外皆固以砖壁”。⑧脱因:《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引顾野王《舆地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2619页。建安十六年(211)，因军事上需要，孙权从京口徙治秣陵。次年，筑石头城。石头城“环七里一百步”，“吴时悉土坞”。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七引《舆地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1559页。鉴于长江中游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同时也为了与上游刘备争雄，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孙权“城武昌”;东吴黄武八年(229)，孙权将都城从武昌迁回建业，“城建业太初宫居之”，“建业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⑩许嵩:《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第38－39页。

江南真正开始广泛修筑城墙始自孙权统治中期。那时三国鼎立之势已成，大规模的对外征伐业已结束，由于长期的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