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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我们自小就可以听到的熟语，充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中国特色刑法基本原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等量报复是罪责刑相适应思想最原始、最粗俗的表现形式。但在奴隶社会后期，罪刑相当观念和立法逐渐被统治者所抛弃，特别是进入封建制社会以后，什么是犯罪、对犯罪适用何种刑罚、判处多长刑期，任凭国王和法官随心所欲。真正意义上的罪刑相当观念，是启蒙思想的产物。而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事情。在西方罪刑关系上古典学派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罪刑相当原则，一是责任主义原则，这两个原则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刑法的主要基石。

罪刑相当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刑罚理论上的表现。它最初是为了反对中世纪刑罚的专断和严厉，实现刑罚上的公平与正义。当时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都极力倡导这种思想。

近代学派以罪刑相当原则进行尖锐的批判，他们指出，古典学派的刑事均衡原则，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罪行的轻重相一致，有着它所固有的缺陷，因为罪行的严重性，由于缺乏一种一致的标准是不能予以严密限定的，要正确解决罪与刑之间的均衡关系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提出的刑法改革，如缓刑、减刑、假释、累犯加重、不定期刑、保安处分等等，已成为许多国家刑事立法的内容。显而易见，这些新的刑罚制度都是与罪刑相当原则相矛盾的。

西方刑法提出的量刑中的责任主义原则，主要解决“责——刑”的均衡关系即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均衡关系问题，没有涉及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均衡关系。在量定刑罚时，虽应考虑责任的轻重以外的各种政策性因素，但在决定刑罚轻重时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责任的轻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超过责任的轻重去科处刑罚。即“一切刑罚都必须限制在责任的范围之内”。

刑事责任是犯罪者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负担的法律责任。它一方面与犯罪有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是适用刑罚的必要前提。它是连结犯罪和刑罚的重要环节，在定罪量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罪责刑相适应”与“罪刑相当”、“责任主义”是本质不同的概念。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罪刑相适应原则内容已经得到了修正：既注重刑法与犯罪行为相适应，又注重刑罚与犯罪人个人情况（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1997年《刑法》的一项崭新创举，是西方刑法罪刑关系上的两个原则即上述罪刑相当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发展而来的，我国刑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规定，把“罪一一责——刑”均衡关系统一起来，其总的原则即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罚当其罪，不能轻罪重刑，重罪轻刑。在犯罪、刑事责任、刑罚三者的关系上，应当是：无犯罪即无刑事责任，无刑事责任则无刑罚。

刑法第五条确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把客观主义刑法学派所主张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与主观主义刑法学派所主张的刑罚个别化原则，巧妙而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法分则某一具体条文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所包含的主要客观事实总和，也就是具体犯罪构成所要求的全部事实。包括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和选择要件：犯罪的直接客体、犯罪的对象、犯罪的危害结果、犯罪人的主观因素（指罪过和犯罪目的）、犯罪人的主体身份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手段等。这些事实直接决定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些事实均在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时集中显现出来，他们不但决定犯罪是否成立，也决定所成立犯罪的性质，从而成为适应刑罚的基本前提。，刑法第五条中的“刑事责任”不同于刑事责任理论中刑事责任的概念和外延，根据立法本意和量刑的原则，应将其理解为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以及犯罪前后表现出来的、与犯罪人的人格直接相关的、决定其人身危险性的一系列主观情况。

在为犯罪制定刑罚和对犯罪人裁量执行刑罚时，要使刑罚的轻重与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及客观危害程度相适应，同时也要考虑到行为人的具体情况，使刑罚的轻重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相适应，同时也要考虑到行为人的具体情况，使刑罚的轻重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相适应。

在践行此原则时要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结合起来。从立法角度而言，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前提和保障。没有立法上的准确、明朗和公正，就很难做到执法上的合理、科学和公平。在刑法上，如果将公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危害结果相同或犯罪情节相近的犯罪人，仅因职业、身份、职务、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不同，从而设置不同的刑罚量，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那么，在执法中就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这三项基本原则是“三位一体”，失去或忽略其中之一，都必将有损刑法的整体机能，损害定罪量刑的公正、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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