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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古代建筑书写城市历史

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城市布局的基础水利建设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协调

古代城市的出现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的。从北京城市的起源来看，最原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原始城址的选定，依赖于自然环境与人的相处程度，地形的因素、地表水的因素，这些是不是适合人的聚落生存。

北京处于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和华北平原三者交会之地，东南距渤海约150公里。古人形容它，“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春明梦余录》)古代是联系中原地区与西北、东北地区，以及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除了体现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基础上之外，还体现在多民族人口在这里集结，形成与自然和谐的特殊关系。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多民族共同休养生息密不可分使其地位不断提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过程中，逐步加大利用自然的能力，创造了更高层次的和谐关系，如：三国时期镇北将军刘靖、樊晨驻守蓟城兴建渠道导水入高粱河灌溉农田万顷。隋朝时期，尽管隋炀帝的主旨不是为民造福，但是客观上，开永济渠，使京杭大运河直抵蓟城，成为城市地位提高的重要地理因素。尽管，辽为契丹人所建，金为女真人所建，元为蒙古人所建，清始创于满族人之手，北京地区战事时有发生，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的融化、融合在这里得到了加速发展。

其实，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是古代城市追求的目标。古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协调。北京历史上对城市的水域、河流进行了无数次的治理，金代将莲花池水引入金都城内，建成了优美的同乐园。元大都在规划中，以今北海为中心建大都城，将积水潭圈入大都城内，对这一地区的水道系统、湖泊进行了通盘考虑，通常说的五处海子得以恰当利用，对城内调节空气、居住生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金、元、明、清都曾引永定河水、玉泉山水以及西山一代的泉水入城，除供应宫廷外，还用来完善城市的供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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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使古代的北京城，水量丰沛，环境宜人，旧的典籍中记载有：城西北玉泉山、万泉庄等地“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胜数”。“(南苑一带)，七十二泉长不竭，御沟春暖自涓涓”。

城市布局

“天人合一”成为城市建筑布局及设计的理念

把湖光山色纳入城市布局的核心是传统设计思想的突破

如今我们看到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所有留下来的宫殿建筑群、城垣遗址，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忽必烈率元军占领金中都后，一直住在燕京近郊的琼华岛广寒殿，直到元至元八年(1271)刘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时，也就是新建大都宫室完成之后，忽必烈才从琼华岛移往大都城内新宫，当时琼华岛已改名为“万岁山”，由此可以推想，忽必烈来自蒙古高原，对于琼华岛上的山水景色，必多眷恋。

忽必烈虽然来自蒙古高原，可是长时期受汉族亲信如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影响，接受了中原王朝关于国都建设的传统，在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中也充分地显示出来。在元大都的设计过程中，主要的设计者刘秉忠秉承了儒家的思想，按照《周礼·考工记》对都城的设计理念，“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同时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使“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在大都城的建设规划中得以充分体现：

——中原五朝历代国都的建设，根据“面南而王”的传统，宫廷所在，必然面向南方，并以位居城市的中央，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就首先选择了积水潭东北岸上预定为全城中心的一点，立“中心台”又建“中心阁”。

——从“中心台”向南，紧傍积水潭东岸，垂直南下，形成设计上的“中轴线”，在此中轴线上，又紧傍太液池的东岸，建造宫城“大内”，即后来所谓“紫禁城”，城内南为前朝大明殿，北为后廷延春阁。

——与宫城隔湖相望，另建隆福宫，为太子所居，这一布局的结果，是太液池北部的万岁山(琼华岛)与东岸的宫城大内和西岸的隆福宫，鼎足而三，布局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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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谐，又富有山光水色，规模宏伟，为历来宫城设计所未有，实属一重大发展。

——中心台迤西之南北大街上，南北分建鼓楼与钟楼，晨钟暮鼓，为全城报时之所。

有关大都城规划设计最显著的特点是，既有所因袭，又大有创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把湖光山色，纳入城市布局的核心这是传统设计思想的突破，其起点，可能与忽必烈个人流连于琼华岛上的水上景色有关。

元大都城市的建筑在对称式的城池中建设，以后的明清北京城，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建设格局。整个城市等级森严，分为内城、皇城、宫城，全城以中轴线为中心，形成北京城的脊柱，城市的中心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建筑，西侧有三海组成的宫苑，以它的特有景观和妩媚调剂了中轴线的单一，宫殿四周是井然有序的街道和胡同，胡同的布局均在大街两侧，居民在胡同居住，安宁祥和。

到了明清时期，明清北京城市规划的基本特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