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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

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生活大抵表现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作为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代社会，家庭结构中的女性，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参与田作、纺织及其他手工等生产活动，成为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家庭生活史的演变证明，明代妇女不但在家庭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而且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出现了诸如三姑六婆、女贾、女佣、苏州梢婆、插带婆、绣花娘、赶唱妇人、瞎先生之类的职业女性群体。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代妇女;社会经济;职业女性

按照传统的观念，男女之间的职责各有不同。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则不过“主一室之事”，但是在明代，也存在着诸多劳动妇女，她们除了承担家务劳动之外，同时也在外从事一些生产劳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妇健”之风的盛行，在家庭职责分工上，妇女已不再局限于“主中馈”，亦即所谓的“下厨房”，而是走出家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从而导致诸如“女贾”、“卖婆”一类职业女性群体大量涌现。

一、从妇职看男女经济活动之内外有别

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显然牵涉到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生活大抵表现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妇女主要是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至于维持家庭日常开支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由丈夫承担。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导致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大多局限于家庭内的家务劳动，即使从事一些与家庭经济来源有关的工作，也不过是田作、纺织或其他在家庭内即可完成的手工劳动。至于像外出经商一类的活动，一般是由男子承担。换言之，妇女主要是在家庭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明代妇女的家务事，可以用“酒浆组纴”四字加以概括。如王述古之母郭氏，史载其日常生活云:“事姑暇，辄事织纴，机杼声昼夜轧轧彻户外，媟黩谇语，冥然若埽。阃以内米盐齑罋、豉酱醯浆，注造必时;菽粟稻粱、黍麻麦，盖藏必谨。稽出纳，量赢诎，口约腹裁，寸积丝累，一切倚办。”①明人顾起元的记载，也同样说明妇女的日常生活，不过是“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纫”②。若是加以简单概括，所谓的“酒浆”，就是“主中馈”;所谓“组纴”，就是纺织一类的“女红”。

对于那些勤俭持家的妇女来说，她们的家务劳动有时也确乎能达到孟子所说“有时而养”的标准。换言之，妇女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她们勤于纺织，往往能起到补贴家用的功效。妇女家务劳动的勤惰，有时关乎一个家庭的兴衰。下举两位妇女，大抵可以证明妇职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一是汪子建之妻李氏，为人精勤，即使是每年的三夏，还能纺绵数10觔，积一个多月就织成布二疋，而且还能帮助丈夫教育子女。另一位是沈介甫之妻某氏，每天纺木棉16两，每天至天亮尚未就寝，“长养子女，赖此以给”③。这两个贫儒家庭，一个凭借妻子之勤而起家饶裕，另一个则凭借妻子之勤而免于饥寒之患。可见，明代很多家庭的致富秘诀，其实就是夫唱妇随，既有丈夫在外的努力经营，也必须有妻子在家庭内操持家务，纺织补贴家用。

在一些家庭中，由于丈夫不理家事，那么作为主母就理应承担起主持家庭生产的职责。如钱蕡，字淑仪，杭州府钱塘县人。在她15岁时，嫁给仁和县人卓麟异为妻。卓氏为塘栖的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间架，牵连郡邑，童客数百人。钱蕡的公婆均在北京，而丈夫亦只是读书，不问生产。于是钱蕡就承担起家庭主母的职责，全家的生产之事，全由她一人操劳。她“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诸事填委候其指挥，左握算子，右征市历，官租岁计，转运贮积，会要不爽毫发，细至庭内洒扫，灶养柴水，亦经心目”④。而有些家庭妇女则相当具有经营才能，将一个大家族的产业经营得有条不紊。如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笔下所记的“龚孺人”，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在盥洗完毕之后，坐在寝堂上，将家中男女数百口点数一遍，让他们各自汇报自己所承担的职责。凡是懒惰者，则加以扑责，而勤劳者则亲自调酒犒劳，于是家中所用之人，各尽所能。举凡畜牧、水产、瓜果、蔬菜，“诸水陆之饶，计口程其羡，时赢缩而息之，醯酱盐豉，不食新者，手植之木可梓而漆，寸石屑瓦，必任务废，以故孺人坐起不离寝，而子母之利归焉”⑤。其经营之才干，乃至勤俭持家，显然是保持家庭稳定的主要原因。

二、传统女性之主要经济活动

作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代社会，家庭结构中的女性，她们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不过是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具体表现在参与田作、纺织及其他手工生产等生产活动中。

妇女参与田头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小农家庭的妇女，亦即传统史料所谓的农妇。明代学者陈献章之诗有云:“夫出妇亦随，无非分所安。”⑥每当丈夫外出到农田干活，农妇亦追随其后，一同下田。明人沈氏所著《沈氏农书》亦云:“麦盖潭要满，撒子要匀，不可惜工，而令妇女小厮苟且生活。”⑦这段史料大体反映出，一些田主为了节省工本，不用雇工专门用来播撒麦种，而是由家中的妇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