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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重塑：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研究

民国旧式产婆训练班开启了传统产婆大规模近代职业重塑的历程，是落实产婆改良思想的一种制度性举措。以新代旧的职业重塑，主要通过技术置换来逐步展开，反映了接生手法医疗化的转向，同时又催生了职业资格化制度设计的进程，共同塑造旧式稳婆以西方为典范的职业形象和职业手法。早期作为先导的民间训练模式，与后来国家主导的普及化推行，共同构建起制度形塑时官民互动的发展态势，在其中，国家扮演着资源整合者和制度运行保障者的角色，民间医学和教育资源仍然发挥着促进作用。就制度实施的效果来看，职业重塑的历程不甚理想。训练方式上的“损之又损”以及“学”与“术”的训练难以兼顾平衡，这些自发生成的制度性障碍，对过渡时期产婆训练的整个行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产婆；职业重塑；产婆训练班；技术置换；制度形塑；制度反思

传统中国的生育观，向以胎产归之天然，将接生一门视为卑污下贱之行业，操其权柄者，多为旧式产婆。近代以后，本乎西医技法而养成的助产士兴起，在职业手法上与传统稳婆迥然有别，新旧两大产婆群体渐呈对立之势。但在新旧嬗变之际，近代国人经充分辩论，逐渐达成改良之议，对旧式产婆进行职业重塑，约于1928年后，她们以接受较为统一的训练班形式，被逐步纳入正规的助产职业教育的行列中。伴随医疗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学界对近代产婆的研究，也由过去蒋竹山所评论的“少有人碰触”向间有所论转变①，但相比而言，对其职业改造的研究，触论还甚浅。有鉴于此，本文拟借助于对旧式产婆训练班的制度检视，对相关问题作一专门探讨。

一以新代旧的技术置换

产婆训练班中医疗化的分娩行为是如何展开的呢？就分娩行为的医疗化而言，至少有二重涵义，既有针对产妇分娩各阶段是否处于医疗“氛围”（而非迷信）中予以救助的一面，也有涉及接产人员是否能够医疗化“施行”（而非仅凭经验式）的另一面。具体到产婆训练班来看，以新代旧的职业重塑，核心是接生手法医疗化的转向，而这首先是通过技术置换来逐步展开的。

就技术而言，产婆拥有的“旧式接生方法”，属于传统经验的范畴，在新技术者眼中，这是典型的“非科学与没有前途”。因此，训练班的创设，就是要触及接生问题中的新与旧，即“新的医学的智识与技术如何在这新旧交替的社会中帮助和增进这些非科学的旧医药界人士”［1］100。“帮助”和“增进”的途径无他，唯有以新技术置换传统经验之一途。这种以新代旧，在时人看来，实乃时代发展的必然。但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自认为属于科学且有前途的一方，是如何“认定”旧技术的无效乃至危害性的呢？当时国人颇为推崇新医学，认为在医学上，与女子关系至为密切者，“莫如产孕小儿两科”，期待“医术昌明”，能成为当时“黑暗女界中之一服清凉散”，即使医学“现尚幼稚”，也“不可以其简陋而轻之”［2］9-10。这种医学眼光与心态的养成，使得他们认识到旧式产婆连庸医也算不上，至多具备一些缺乏医学常识的经验。当时全国各地的稳婆普遍“生理不知，解剖莫晓”，仍强行收生与接胎［3］8。因此，这种分娩卫生，就其手法而言，更多属于一种社会行为，而非医疗行为。

约于1919年，毛子震从产科学的角度，建议将产婆的名字改为“护产医”，这是迎合社会心理尊崇医学的一种看法。而虞诚之也从医学的角度，对之“很表同意”，认为“中国的产婆向来没有医的知识，是无可讳言的”，若欲以“改良的动机”补救之，最切要的一点是产婆“万不能没有医的知识”［4］22-23。由此可见，具体到产婆来说，学界言说中经常提及的“分娩医疗化”由来有自，并非专指蒋竹山先生所谓的“医疗化的分娩行为”。近代以来弥散于社会的崇医心态，远早于这种“施行”的行为，且形成一定的话语权势，解析并“认定”着旧式产婆及其传统经验。

其次，近代中国呈现中西医竞争的格局，竞争态势涉及面甚广，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产婆培训中。那么，谁能取得优势而成为培训的资源主体呢？其实，作为外来资源，早在19世纪末，已有人认识到“西法收生”能有“解产厄”的医疗效果。西方“收生诸事，皆藉医士取其谙识血脉子宫骨盘部位”，“故受胎成孕以及分娩产后各事，医士无不深明其理”；反观中医医史，“从来妇科书籍于胎产一门，大半专论气血，至胚胎分娩尤属模糊，大约因其近于狎亵，故从忽诸，无怪医家之梦梦，不得不以稳婆之言为圭臬也”［5］1-2。而到20世纪初，中医形象益形毁坏，时人认为中医对于“吾国之厄于产事者”，“亦惟饰其按脉授方之丑态，此外更无所施”，而“教会医士及曾习西医者，能按医生之法则，拯之于危”［6］4，可见当时社会对西医的信仰有益形坚定之势。

1919年，在广东海丰产科学校的演说中，叶蔚文甚至认为，中国古代虽“有胎教之传，而保产则乏术，其载录于周秦古籍中者，几若昙花偶现，然又类皆散漫无序，实不足以言学也”，可见在叶氏眼中，传统资源实已被置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