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民：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docVIP

李裕民：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

王安石变法历来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对于变法的评价出入最大，不同意见最多，也最难统一，这些分歧主要是就围绕变法具体内容分析展开的。我现在想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变法，即从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去作分析。

一、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

王安石能上台实行变法有两个很好的条件，一是他个人的因素：道德高尚、清正廉洁，诗词文章、经学皆高出世人一头，政绩突出，不求闻达，在官员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二是神宗锐意变法图强，对王安石有极好的印象，对他信任不疑。王安石在上台前声望到达了他一生的顶点。

王安石于熙宁元年（1068）四月上朝入对，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此时已有比较全面的改革设想。他的改革蓝图来源于对周礼的精深研究和自己在地方任职时的实践，他将自己看作当代的孔子，自信这是最佳的方案。熙宁二年二月四日，他就任参知政事，认为变法的时机已到，便立即着手变法。

在王安石之前，范仲淹实行变法，但很快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四条：1.范仲淹身为副宰相，不能逾越宰相和其他执政官，掌控改革大权。2.不能逾越众多士大夫的反对。3.不能逾越监察机构的监控。宋代监察权极大，可以风闻奏事。4.改革派的力量太弱。

王安石的变法力度比范仲淹大，所遇阻力自然也会更大，但优势也很明显，王比范更有魄力，而宋神宗比仁宗年轻，有朝气，有富国强兵的雄心，对他的信任度甚高。因而王使出四招，排除这四大障碍。

他的第一招不是颁布具体变法措施，而是设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时在熙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这当与吸取范仲淹变法失败教训有关。范仲淹变法时，其官衔也只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其地位在宰相之下，无法控制变法进程，一旦宰相不同意，变法就失败。如果王安石不设这样的机构，那么，发布有关财政的新法，必然交由三司执行，有关军事措施，必然交枢密院办，如果他们拖拉或用各种形式抵制或变味，他都不好越权去处理。因为枢密院、三司都是相对独立的单位。而设立这一机构后，表面上由宰相和他两人负责，由于变法的设计蓝图都在王安石的脑海里，宰相实际上处于挂名的地位，至于枢密院等官员更不能插手，则变法事宜就完全掌握在王的手里了。其次，有了这样的机构，就可以安插自己的亲信，协助制订各项具体措施。自己不至于孤立无援，或因事务繁忙而疲于应付。故此司一建立，王安石力荐其最主要的变法助手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

实施变法手段之二，是加强皇帝的独断，亦即皇帝的个人独裁。这样做是有风险的，皇帝可以听你的，也可以独行其是。但王安石要实施变法，排除阻力，舍此别无良策。因为在当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下，每逢国家大事，皇帝必须和大臣商量，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应当采纳多数人的意见，除非有充分理由说服大家。范仲淹变法仅仅几个月就流产，就因为众臣的反对，王自知这次变法的力度远比范仲淹变法大，其反对的声浪也一定会比前者高。王相信自己的做法会奏效，还基于这样的现实：神宗年轻，只能依靠一位能臣，在当时来说，非王莫属，因为此时王的声望极高，神宗当太子时，导师韩维就时时称道王安石，给神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将他视为最可信赖的名士。在反对声浪甚高，神宗犹豫不决时，王不惜以去就相争，迫使神宗下决心按王的方针办。

要鼓励神宗独断，必须增强他的自信心，神宗有雄心而少办法、缺经验，他不能不广听意见，然后再作裁断。而王早就预料会遭到许多人反对，不增强神宗的自信心是无法让他下决心独断的，因此，与神宗初见面，见神宗有学唐太宗之意时，王安石立即说：唐太宗何足仿效，要以尧、舜为楷模。以后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①。

实施变法手段之三，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将监督政府变为政府的附庸。王上台不久，御史中丞吕诲已看出其改革力度太大，认为这将危及政权的稳定而予以全力抨击，但他得不到多数士大夫的支持，在王的反击下，将他撤换。换成自己的好友吕公著。按惯例，台谏官是由皇帝亲命，宰相不能干预。而王安石则时时插手。除一把手外，他还安插亲信李定越级升为监察御史里行，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成。到熙宁六年（1073），又任命邓绾为御史中丞，至此，台谏官完全由王安石控制。

实施变法手段之四，以对变法的态度决定官员的升降，拥护者不断提拔，反对者罢免，消极者贬斥。以其第二助手曾布为例，一年10个月中提拔了13次②。

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苏轼、刘攽、范纯仁等人均予贬斥或者罢免。

对于曾经是自己的朋友，后来也逐渐反对变法者，也毫不犹豫地予以清除，如嘉祐四友中的吕公著，被免去御史中丞。

熙宁七年，新法的第二助手曾布对市易法提出不同意见，立即逐出朝廷，自翰林学士兼三司使，贬知饶州[1]卷255。

二、王安石变法的消极影响

王安石使用这些手段，效果是明显的，他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