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文集后记.pdfVIP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我挨过了半生。这本选集中的《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那时留

下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这本选集，并要我写个后记。我感到为难。面对自己三十年代的

旧作，该说些什么呢？我想，把它们拿到今天来看，必然有许多缺陷和谬误，因为它们都是

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

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在《日出》中，我想求得一线希望，

一线光明。我深切地感到，这个社会没有阳光，需要阳光，向往着“日出东来，满天的火红……”，

但是，那里是太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得而知。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

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

新的血液和生命。

可是在我的这些作品里，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人物，甚至连象征光明的人既没有在舞

台上露过面（只是在《日出》中，作为一种暗示，安排了幕后工人唱的《打夯歌》）。观众（读

者）看到的只有残暴的、丑恶的、虚伪的金八、潘四、周朴园、曾皓……，和腐朽的、寄生

的周萍、曾文清、陈白露……之类的人物。对另一些人像方达生、愫芳、瑞贞等我是寄予了

同情，我希望他们能逃出快要压上盖子的棺材。但是，路在哪里？我非常渺茫。也许在写《北

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

所以说，这些剧本，只是让人感到腐朽的恶势力必然将死去，而且非埋葬不可。他们自

然也反映了我当时思想上的苦闷、徘徊以至犹豫，因此它们就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指出活

着的人的生路（这大约也是那个时期不少作品的通病）；其所以在今天还能存在的仅有的一

些理由，无非是在于他们记载和暴露了黑暗、丑恶的旧社会，如此而已。

即使这样，如今重印这个选集，却总还为我带来一些不安，我唯愿读者们认真地、批判

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他们。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原载《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我对于旧社会的罪恶是深恶痛疾的。爱憎之心虽然强烈，却从不能客观地分析社会的现象，

把罪恶的根源追究个明白，我不惯于在思想上做功夫，我写戏很用心，而追求思想的意义就

不恳切。我时常自足于“大致不差”的道理，譬如在反动统治下，社会是黑暗的，我要狠狠地

暴露它；人是不该剥削人的，我就恶恶地咒骂一顿。其实，这些“大致不差”的道理在实际写

作中时常被我歪曲，有时还引出很差的道理。我用一切“大致不差”的道理蒙蔽了自己，今日

看来，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雷雨》中的周朴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

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他压迫的人们。当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致不

差”的。但在写作中，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得来的命运观念，

于是悲天悯入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

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

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的毁灭。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涵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

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你若想做一个人民的作家，你就

要遵从人民心目中的是非。你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是非观点写作，你就未必能表现人民心目中

的是非，人民便会鄙弃你、冷淡你。思想有阶级性，感情也有阶级性。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

感来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我在《雷雨》里就

卖过一次狗皮膏药，很得意地抬出一个叫鲁大海的工人。那是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

自不必说。我把他放在一串怪诞的穿插中，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为着故事，使他跳进跳

出，丧失了他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变成那样奇特的人物。他只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

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像写我自己，那如何使人看得下去？

（原载《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