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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诗词的分合

内容摘要：宋诗特殊风格的形成,应从诗歌创作的内部发展规律和诗人的创作实践来深入探索。仅仅模仿唐诗是没有出路的,而必须走创新之路。宋代文坛诗歌功能的分工,标志着诗歌抒情性由诗而向词的转移,而诗词由分工而合流则是中国文学注重社会功利性的民族特点所决定的。仅仅模仿唐诗是没有出路的,而必须走创新之路。宋代文坛诗歌功能的分工,标志着诗歌抒情性由诗而向词的转移,而诗词由分工而合流则是中国文学注重社会功利性的民族特点所决定的。

关键词：宋诗宋词风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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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在诗歌史上历来双峰并峙。而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唐诗的宋诗,后人的评价却毁誉不一:明朝的前后七子标榜“诗必盛唐”,对宋诗采取了完全忽视的态度;而清朝却又一度出现了“举世皆宋”的局面。对宋诗持贬抑观点的人,认为宋诗缺乏唐诗的情辞、风韵,是《沧浪诗话》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1]。肯定宋诗的人,则认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也并非是诗歌创作上的停滞。钱钟书先生则在《谈艺录》中指出:“唐诗、宋诗,并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钱氏所论比较客观地概述了唐诗、宋诗的不同风格特点。唐诗、宋词在诗歌史上历来双峰并峙。而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唐诗的宋诗,后人的评价却毁誉不一:明朝的前后七子标榜“诗必盛唐”,对宋诗采取了完全忽视的态度;而清朝却又一度出现了“举世皆宋”的局面。对宋诗持贬抑观点的人,认为宋诗缺乏唐诗的情辞、风韵,是《沧浪诗话》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1]。肯定宋诗的人,则认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也并非是诗歌创作上的停滞。钱钟书先生则在《谈艺录》中指出:“唐诗、宋诗,并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钱氏所论比较客观地概述了唐诗、宋诗的不同风格特点。探究唐诗、宋诗的优劣,不是本文的目的。但宋诗何以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从而出现与唐诗不同的“体格”和“性分”?何以会从唐诗的“以丰神情韵擅长”而一变为“以筋骨思理见胜”?严羽首倡断代言诗,所谓“尚理”、“尚意兴”[1];钱钟书注重作者的气质禀赋,所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2],其实都是肯定了唐诗、宋诗风格上的不同首先是诗人因有不同的时代风貌而形成的。这一点如今已为大家所公认。从唐诗到宋诗,由浑融到精深,由重感悟到重理趣,与宋代文人好读书、好思辨、重学问、重探索的特点分不开。而宋代文人的这些特点又恰与宋代政治、文化的特点相关联。崇文抑武的宋王朝给了宋代文人的种种优渥,却给不了他们“天朝”的自信和骄傲。大唐帝国的覆亡,更一去不复返地带走了诗歌中的恢宏气象和浑融境界。但不能“大”可以“精”,没有“恢宏”却能“深刻”,宋诗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需要注意的是:对宋诗之所以能形成“精”“深”的特色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时代的不同、特点的不同去思考,还应从诗歌创作的内部发展规律和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来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首先,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都有一个从原生到成熟,再走向衰落的过程。作为狭义的诗歌体裁的发展同样如此,其创作经历了“长”、“酿”“想”“做”(启功先生曾有“古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酿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清诗是做出来的”生动概括)的过程。就其整体水平而言,唐代应该是诗歌这一文体形式最具魅力的时代,这一点即便是偏爱宋诗的人也应无异议。事实上,有宋之初,文人对“高山仰止”的唐诗,就是采取虔诚的继承、学习的态度的。宋初的潘阆、魏野深受唐人贾岛的影响;王禹《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类者,咨于余,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诗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3];杨亿、刘筠则专事模仿李商隐……宋诗经历了模仿阶段之后,宋代诗人中的有识之士最终意识到“模仿”是没有出路的。宋代诗人要想在诗歌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所成就,就必须走求“新”求“变”的路。宋诗能够走出一条创新之路的关键人物是欧阳修。欧阳修的伟大就在于他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矫正了北宋初年诗歌创作领域学白(居易)而流于浅俗平庸、学晚唐而流于破碎小巧、学李商隐而流于浮艳雕琢的时弊。在学习韩愈“以文为诗”的基础上,他的诗歌避其险涩易之以平易,注重反映现实政治,讲究自然清新。身体力行的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坛领袖的创作主张将宋代的诗文创作引向了“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道路,形成“以筋骨思理见胜”的“想”出来的风格特征。应该说,欧阳修已经为宋诗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在学习基础上尽可能实现创新的道路。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