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doc

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摘要：西方宪政在近代能够影响中国并在中国发展，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与近代宪政相契合的因素，自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探讨和逐步接受，说明中国传统对西方宪政审慎而积极的态度。1905年后，迫于战争威胁的中国加速了宪政的实践，正是这个加速使传统在宪政的发展中失落，人们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宪政所需的文化土壤。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传统；启蒙；议会

中国学界对宪政概念、内容、精神和发展的研究，自清末民初以来就不曾间断。对宪政的研究，揭示了宪政之所以能够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并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原因———因为宪政中有着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如何理解宪政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点和坎坷，如何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对宪政的态度，如何解释已经有了百余年历史的“中国式”宪政，则必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即使在欧洲，宪政的形式甚至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国家的宪政无不打上自身历史传统的烙印。

本文拟以宪政在近代中国发展为线索，探讨中国传统理念中的“宪政”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在近代宪政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中国传统理念中的“宪政因素”——启蒙与权利

中国虽然没有从自身的传统中产生出现代宪政，中国虽然是在西方的武力压迫下接受宪政并开始培植宪政文化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压根就没有宪政的“因素”，更不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与宪政风马牛不相及，其发展必与宪政精神背道而驰。在探索不同的文化间交流、融合的规律方面，高旭晨教授有着精辟的阐述，即一般来说，制度的移植，尤其是各成体系的文化间价值观的融合，双方必有其相同或相通之处，即“有传统上的互相认可”方可进行［1］。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制度、“大一统”的正统文化观，都与宪政理念有着诸多的不符和冲突，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但官僚机构间的职能分工和权力制约并不缺位；虽然没有现代民主的思想，但却有着与当时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民本主义；虽然没有现代的权利意识，但也有着全社会一致认可的“议政”标准——“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种对统治者评判的标准，平衡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其实，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与吸纳，中国社会晚清以来对西方宪政的垂青，以致日俄战争后全社会将宪政视为救国惟一途径，都可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必与宪政有着相通处。寻找传统中的“宪政”因素，实为历史地考察中国宪政的前提。在此，我们也许应该多费一些笔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宪政因素”进行历史地考察，探究这些因素在西方宪政进入中国社会时的变化和作用，以摆脱近代以来传统因素总是被动地影响社会，而求得对传统的主动发掘，使传统中的优良因素在现代中国宪政的发展中能有应得之席位。

在寻找宪政的“关键词”时，我们首先会碰到“启蒙”这个并不陌生的词汇。可以说启蒙是宪政的萌芽。因此，我们首先要定义“启蒙”的含义。如果将“启蒙”理解为人类社会的成熟，将人从天上“神权”的笼罩下解放出来，那么认识“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启蒙的目的之所在，西方思想家力倡的“权利”保护正是近代西方宪政的基础[①]。因为权利思想的兴起，儒家的学说走红于启蒙时代的西方，儒家经典中的“民本”思想和现实中中国人那种“随性”的安逸生活态度格外受到魁奈、伏尔泰一些启蒙思想巨擘的赞赏。伏尔泰同意一些人对中国“不发达”的批评，但赞赏中国人随心所欲的生活态度，他说“中国人没有使任何一项精神艺术臻于完善，但是他们尽情享受着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总之，

家之法”。天下之法的特点是“法愈疏而乱愈不作”，又可称为“无法之法”；一家之法的特点则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又可以称为“非法之法”。真正体现天下人利益的法，也就是古圣王的法，在黄宗羲看来，至秦朝时一变，至元时又一变，经历这两次大的劫难，法的正当性，即古圣王恻隐爱人之心已经荡然无存。

《原君》、《原臣》、《原法》，从人人熟悉的君、臣、法之意说起，告诉人们君、臣、法“应有”的含义；通过对君、臣、法历史沿革的阐述，又告诉人们现实中“实然”制度违背公意的非法性。《明夷待访录》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将孟子的民本思想阐述的淋漓尽致。

不独对君、臣、法的阐释有了新意，黄宗羲的政治变革思想是全方位的，其制度的设计发于传统，又更新了传统，许多思想与近代西方宪政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不过其所用的是中国的语言，带有中国的特色。比如在《置相》篇中，黄宗羲设计的制度是君下设“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事。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