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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礼与律进一步融合的表现

三国前期沿用汉律；其后纳礼入律深化，突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统法律思想，又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规律。一、从儒家恤刑慎罚思想出发，刑罚总体趋于轻缓。二、儒家精神融入到具体法律条文中去。

㈠门阀士族阶层与律学的发展

摘要：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于亲亲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地位的不断上升，政治地位的不断膨胀，以高贵血统为说辞，推行不与寒门、贫民通婚交往的政策。经济上的“品官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所确立的“九品中正制”，令门阀士族与国家统治阶层融为一体并控制了国家政权。并且，通过制定法律将各种经济与政治特权规范化与法律化。此外，门阀士族阶层重视儒家经学的发展，并直接参与法律的制定，进一步将儒家的宗法观念、礼仪习俗和道德观念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成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观念，实现了法律与礼仪道德的融合。这是门阀士族地位的重要依托与保障，也是法律儒家文化的具体呈现。

㈡刑事

重罪十条

为加强镇压危害皇权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行为，“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将直接危害朝廷根本利益最严重的十种犯罪置于律首。这十条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月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反逆”、“大逆”、“叛”、“降”“不敬”是触犯国家的罪行；“恶逆”、“不孝”、“内乱”是触犯家的罪行。规定“重罪十条”目的是维护皇权，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树立封建伦理道德的权威性，维护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关系，使封建礼教与法律进一步融合。晋律有“不孝罪弃市”北魏律、南朝宋律皆严惩不孝罪。北齐则将此罪列入“重罪十条”。

摘要：“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县官”《北魏律》

严格维护家族秩序，维护“礼”的秩序。

准五服以制罪与留养制度

准五服以制罪是《晋律》首创，目的在于“峻礼教之防”。它是指亲属间的犯罪，据五等丧服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五服”即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

留养，亦称“存留养亲”。《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

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

“八议”

“八议”是指对八种权贵人物，在他们犯罪以后在刑罚适用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专断。

司法权由县令、郡太守、州刺使掌领。皇帝频繁直接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一般案件审理制度，直诉制，形成于西晋。直诉，即不依诉讼等级直接诉于皇帝或钦差大臣，是诉讼中的特别上诉程序。刑讯用测立法。死刑复核制度形成，死刑决定权唯归皇帝。加强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妇女犯罪行刑上享有特殊规定，《晋律》规定：“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梁律》加以沿用，且扩大对女子的照顾，规定：“女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这其中有礼教因素，体现了儒家对司法行刑制度的影响。在监察制度上，中央设御史台废司隶校尉。这一时期，中央监察机关仍为御史台，但已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监察机关。在地方形成御史出巡制度，自魏以后，地方不设监察机关，由中央派御史监察，发展了御史出巡制度。

行政机构的演变和特点：

三省制度的逐渐形成，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枢机构的重要演变，为隋唐所本。曹魏时期，尚书台已作为中央行政机构，南梁改称尚书省，置尚书令为长。北朝尚书称省始于北齐。南北朝的尚书省长官是事实上的宰相。中书省设于曹丕称帝时，以中书监、令为长官，因其为皇帝内臣，参与机要，也起宰相作用。此后中书省职权益重。门下省长官为侍中，秦已置侍中，因侍奉皇帝而得名，职虽卑微而得见重。汉魏侍中均参与机要，西晋独立发展为门下省，作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南北朝益见亲信，也起宰相作用。三省制在皇权与相权较量中形成，政府机构随之亦不断调整、完善。

清议禁锢之科的设立：这是庶族与士族斗争的产物。清议，即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为官者一旦触犯清议，便会丢官免职，被禁锢乡里，不许再入仕。清议禁锢之科的设置从政治上来说是为了适应庶族遏制士族而设，但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封建家族关系，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作用。

总的来说，从汉朝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到法律的影响是逐步加深的，无论是从立法指导思想的角度还是从具体的法律规范角度来说，传统的法律都打上了深深的儒家思想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