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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论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论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中国医学现代化是指从建立在经验和玄学基础上的“传统医学”向建立在实验与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转化，这一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而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则是指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中国，并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中西冲突”之后，逐步在中国医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在华医学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促使了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①一、西方医学日益为中国人所认同继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国力迅速增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缓慢发展，国力日渐衰弱。西方国家为了在中国扩充市场，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而传教士要立足于中国，又不得不借助医药这一手段。因为免费而有效的医药活动可以打消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怀疑与恐惧，而“上帝的仁慈”又遮掩了掠夺者的凶狠与贪婪。医学史家王吉民指出：“基督教医药事业从开始就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美帝在华教会协会曾有如下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②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开展“设立医院或进行医学教育”等医药事业，从而大规模地把近代西方医学输入到中国。起初，中国人对医学传教士及其活动心存怀疑与恐惧，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没有完全消除。在民间流传着关于传教士的谣言，如蒸食幼儿、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挖眼剖心以入药、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等，③因此许多传教士被认为是邪恶之人，而教堂被视为恐怖之地。然而，医学传教士早期的施医送药活动均免费，且兼以救济贫病。这对一般穷苦人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他们在无钱治病的情况下，比较愿意尝试这种免费治疗。久而久之，各种传言和误会就消除了，而传教士医生的仁慈和高明的医术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到传教士开办的诊所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伯驾在广州的新豆栏医局开张六个星期就有450人前来看病。④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推崇西医，一些曾对西医和西方人（传教士）心存“疑忌”的士人甚至官吏也逐渐改变其成见，当他们或亲人患病而中医治疗无效时，也会选择到医学传教士开设的诊所或医院就医。所以，在伯驾的医局里，不只是百姓前来排队就医，就是县、省等各级官吏也只能如百姓一样排队候诊。就连一直痛恨洋人的林则徐也间接地请求伯驾为其治病。由于受“华夷之防”观念的束缚，林则徐虽患疝气，却不愿意亲自去请伯驾为其治疗。而是委托一名高级行商带信给伯驾，请求他翻译《各国律例》，附带请求他开列戒除鸦片的药方和治疗疝气的方法。伯驾送给林则徐一副疝带，林则徐的病情有所好转。从此，林则徐打消了对西医的疑虑。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伯驾在广州重开医院。1843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看病，并对医院赞不绝口。事后，耆英还给伯驾赠送了两块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官吏对伯驾医药活动的默许表明中国社会的上层已开始接纳西方医学。晚清重臣李鸿章对西医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李鸿章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接触到了西医，但当时却是漠不关心。直到1879年，李鸿章对西医的态度才开始改变。是年，李鸿章夫人患病，李氏遍请天津城内外的中医国手诊治，总共延请了17名中医，其夫人的病不仅未能治好，反而加重了，几乎死去。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所请之人都是庸医，于是请求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子明代请西医。结果请到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等给李夫人治病。在马氏等西医的治疗下，李夫人的病迅速好转并得以痊愈。马根济不仅治好了李夫人的病，还为李鸿章衙门内其他一些人治好了疾病。马根济的高超医术，赢得了李鸿章的好感，李鸿章也因此改变了对西医的看法，并从此开始“笃信洋医”。⑤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对中国西医的发展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捐资给马根济创办医院，并允许他在医院传教。这对基督教传教士而言，是一次传教事业的成功；这对中国而言，是中国政府支持西医事业的开端。除资助医学传教士开设医院外，李鸿章还对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医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如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创办时，李鸿章不仅是书院的名誉赞助人，而且他还“于1899年覆函西医书院掌院以示支持”。⑥李鸿章还开创了官办西医院的先例。1879年，李鸿章出资由马根济在天津开办医院——“阁爵督部堂施医处”。医院设有候诊室、病房、药房等，设备比较先进。1888年马根济去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