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内涵、合理性与实现路径.docxVIP

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内涵、合理性与实现路径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以来，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都在开展基于“五育并举”理念下的实践探索，开展了从目标厘定、课程设置、教学形式、教学评价到教师培训、教研组织、学校组织机构设置等一系列变革。与此同时，随着“五育并举”育人模式探索的持续推进，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学校总课时一定的情况下各育课时如何分配？劳动课的教师从哪里来？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如何开发？各育是不是都要走专门化、专业化的路径？各育是不是都要建立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些问题对学校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全面发展教育方针过程中，到底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五育”之间的关系？“五育”的目标、路径、方法当然各不相同，这是提出和倡导“五育并举”的直接原因。但是，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呢？它们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彼此独立的还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当前，教育界已经出现有关从“五育并举”走向“五育融合”的主张，但是在学理上的分析和论证还不够清晰和充分。本文旨在厘清“五育并举”与“五育融合”的内涵、关系，以及分析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的合理性，并为各级各类学校如何推进“五育融合”提供方向性建议。

一、“五育并举”与“五育融合”的内涵

“五育”思想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就提出了“五育”的全人教育观，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强调“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不过，他这里讲的“五育”与我们今天讲的“五育”并不能一一对应，两者之间也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现在我们提的“五育”最早应该是来源于毛泽东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德育、智育、体育”这“三育”的观点。他当时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此后，“三育”成为党的教育方针中有关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末。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自此，美育成为我国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从“三育”扩展为“四育”。近2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明确将“劳动教育”纳入全面发展教育，进一步从“四育”扩展为“五育”，确立了新时代教育所要培养人才素质结构的一般表述和普遍性要求，规定了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领域。

如何认识和把握“五育”之间的关系是新时代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教育领域最早提出的主张就是“五育并举”。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如何理解“五育并举”？刘庆昌认为，“五育并举”侧重于强调全面发展教育在数量上的完整性、全面性和同等重要性，意味着学校应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这五种教育活动“同时举起、不分先后”。杜静媛等人也认为，“五育并举”指同时发展德智体美劳五育，各育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功能上是独特的，都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总体来看，“五育并举”在内涵上首先指“五育”都重要，不可偏废，强调“五育”的全面性、平等性与相对独立性，尤其是指要克服以往工作中只抓智育，虚化德育，忽视体育、美育，缺失劳动教育的问题。在这方面，学术界和实践界都是有比较高度的共识的。

在把握“五育并举”上述要旨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对“五育并举”可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童宏亮、吴云鹏认为，“五育并举”的提法存在四个方面的限度：第一，“并举”概念存在默认“五育”是五种不同类别的教育活动从而将“五育”分割开来；第二，存在“五育”发展不均衡的隐患；第三，缺乏对“五育”活动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路径阐释；第四，“并举”表现出一种完成的状态或静态的结果倾向，而认识上的限度则会导致在实践中的偏差，如出现“五育‘五张皮’”“五育竞争发展”等现象。这四种“限度”中，除第二、第三种不属于“五育并举”主张本身所带来的危险外，第一和第四种则是确实有可能的。也正是由于两位作者意识到这种危险性，他们提出了“从并举到融合”的主张。石中英也认为，“五育并举”主张中的“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并列”“一起”的意思，也包含“融通”“贯通”的意思。“五育并举”不是简单地在五育之间做“加法”，而是要在五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