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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约翰·密尔《论自由》

武汉大学新闻学双学位新闻学概论

《论自由》一书共有五章，分别由导论、论思想和讨论的自由、论个性为福祉要素之一、论社会对于个人的权威之限度与若干应用组成。然后我结合一个案例分析自己对言论自由的思考。

导论中密尔明确指出，本书中所指的“自由”并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者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说要探讨社会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爱国者的目标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

为什么要对这种权利进行限制，密尔认为，管治者应当保证他们享有的统治权力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权力实即国族自己的权力，只不过是集中了的寓于一种便于运用的形式罢了。在此观点之上，他提出了“多数的暴虐”这一概念。他认为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这样看来，要限制政府施用于个人的权力这一点，即在能使掌权者对于群体，也就是对于群体中最有力的党派正常负责的时候，也仍然丝毫不失其重要性。

“多数的暴虐”表面上会通过公共权威起作用，但是当当社会本身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人时，他能够执行自己诏令，而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

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

我认为“多数的暴政”和德国女舆论学家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点。多数的暴政不仅仅只官府的暴虐，也包括得势的舆论和得势的感想的暴虐，官府的暴虐和得势的舆论和感想的暴虐，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这样“少数派”的观点难以得到正常的表达和重视。

而“沉默的螺旋”理论，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

社会将用孤立的方式来威胁那些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对孤立的恐惧不可抗拒。

对孤立的恐惧导致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试图评估意见气候。

公众的行为会受到民意评估的影响。

第一个假设认为社会拥有一定的权力，会用孤立的方式威胁那些不和多数人保持一致的人。第二个假设提出，人们在不断地评估意见气候，个体会从两个来源获得关于民意的信息：个人观察和媒体。个人观察会使用一种称之为准统计官能的能力，若多数人发生错误的观察则称为\o多数无知多数无知。第三个假设是公众的行为受到他们对民意评估的影响。公众要么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保持沉默。

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o少数派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o媒体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o螺旋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而“多数的暴虐”和政府的暴虐，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舆论的多数，少数则不只是不愿意表达自己自己的观点，更多的时候是被压制被限制来表达观点，这样不利于言论的自由发展。多数派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这样的压制可能会导致我们错过真理。

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政治尊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而如何限制统治者施用于群体的权力，需要思考的是要在个人独立和社会控制之间做出恰当的调整。首先必须有某些行为准则，首先由法律来强加于某些事情，而对于许多不宜由法律来起作用的事情，还要由舆论来办。而个人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自明和自当的，这是一种“普通的错觉”，同时他的判断标准则是他自己的爱好。他也指出，实际上决定哪些在法律惩罚或舆论支持之下大家要注意遵守的行为准则的主要东西，乃是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的好恶。这样就容易导致服从多数的主张，导致社会或大部分人的集体对个体进行压迫。

他指出，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好的或不好的，任何人都不能用任何借口对他人实施强迫。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当然这规则只适用于能力已达到成熟的人类。但是如果社会或者统治阶级的权力过大，必然会限制个人对自己负责的那部分行为，自然限制了个体的自由。

论思想自由和讨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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