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第二章 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讲课稿)..pdf

第二章中国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南移

中华文明以农耕文化为主体

1、时间早。

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

展现了华夏民族的先从渔猎而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

神农氏，禹、公刘

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古代诗歌的记

载，反映了这一时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所谓“同我妇子，磕彼南亩，田俊至

喜”(《诗·豳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

歌》，即是其生动写照。

2、地域广。

黄河流域（粟作区）、长江流域（稻作区）

3、生态适宜

气候适宜、土壤肥沃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

经济生产形态。

《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史记》称赞周人的先祖公刘“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

归焉。扁道之兴，自此始”。农耕与部族的兴衰紧密相连。

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

当黄河流域以南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

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依靠

畜牧、狩猎为生。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利则进，不利则

退”(《史记，匈奴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而当某一游牧部落出现了

具有政治远见和号召的领袖，游牧人短暂的经济劫掠便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征战，甚

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混一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1、中原地区――农耕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

发展的前提。但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

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处在被动防御状态。

2、西北地区――游牧

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处于较低层次，但他们勇猛善战、粗犷强

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

剂。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唐时期开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中原农耕文

明博取游牧文明的精妙结晶。

3、二者不断融合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游牧人，从农耕人那里学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

和文化技术，促进其自身社会形态的变化。促进了中原华夏农耕经济的周边扩展和多元交

汇。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

泉，他们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汇成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

三、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多元化经济成分

1、从纵的方面讲

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远古时代的村社经

济残余，到宋元明清时期演变为乡族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乡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对中国封

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如三代以来的奴隶制经济残

余，亦长期并存于农耕经济之中，直至明代，江南“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

户苍头有至千百者”②。贵族分封制度，虽然从秦汉以后基本衰落，但晚至明代仍然沉

渣泛起，藩王勋戚经济成为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从横的方面来考察

华夏民族“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耕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

的。

中国的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

经济成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由来已久，并且不时相互变换。中国的个体家庭经

济，很早就与市场有着一定的联系，是一种多元化的古代农耕经济结构。

3、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在农家经济中占据

重要地位。

明清之际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棉花、桑蚕的生产，是农家经

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地产木棉，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并

济”(顾炎武：《肇域志·江南九》。以食租为特征的中国曩主，在广治田产的同时，也对

工商业生产有浓厚的兴趣，“乡落夫姓，居货而贾者，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