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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
曼瑟尔·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本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遗著)。学术界一般把三者阐述的理论分别称为集体行动理论、分利集团理论和市场扩展性政府(也叫“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这三个理论一脉相承,以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石,以分利集团理论为核心,以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为延伸。
集体行动逻辑的基本含义是指: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分利集团理论以九条“含义”或结论总结出来:一、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都可以形成对等的组织,并通过广泛的讨价还价达成最优结果;二、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三、“小集团”的成员具有达成集体行动的不成比例的组织力量,但是在稳定的社会中,这种不成比例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不会消失;四、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五、共容型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并且有动力以尽可能小的负担给其成员再分配收入,并且禁止再分配,除非再分配的数量与再分配的社会成本相比非常大;六、分利联盟做出决策通常比它们所包含的个人或企业慢得多,它们通常日程繁忙、事务众多,并且更经常采用固定价格而不是固定数量;七、分利联盟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并因此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八、分利集团,一旦达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并且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九、分利集团的增多会提高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惯例的复杂性,并且会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
市场扩展性政府理论认为可以导致经济成功的市场经济仅仅要求两个一般性条件: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强化市场型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
在我看来,奥尔森的三个理论尤其是集体行动理论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将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推广到集体组织乃至国家,能够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但其理论并非完美无缺,人并非完全理性或像西蒙所说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受到法律和道德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在一定条件下会具有利他倾向,总之,人性中只要存在或在某种条件下存在一丝丝善的可能,就会对其理论构成威胁。另外,特殊利益集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也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前人对其理论批判很多,大抵也都不过这几个方面。
对其理论的批判不是我的重点,我只想谈谈其理论对我的启发。
特殊利益集团决策缓慢,反应迟缓,对新技术存在排斥,而且会提高政府管制的复杂性,降低社会运行效率,而且这些集团一旦形成便会具有很大的存在惯性。我国的国企、国家部委、事业单位以及一些乡镇企业乃至地方政府都属于这类集团。对这些集团的改革呼声由来已久,但是改革进程步履维艰。稳定的社会更有利于这些集团的存在,而这些集团的存在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僵化,降低社会能量的流动性和社会的活力,造成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因此,改革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动乱”,一味求稳只能是邯郸学步。现阶段政府的“稳”字当头,以及各种维稳手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进程,延缓了社会活力的再萌发。当然,“动乱”不等于革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改革确实粉碎了当时社会上任何形式的显现的或潜藏的特殊利益集团,但是对经济与社会的扰动与冲击太大,那样的改革人民不会答应。
稳定与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甚至有人认为“持久有效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第四种合法性’的依据”。我不能苟同。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量变质变理论,我认为人类文明经历着经济文明向政治文明并向更高形式的文明过渡的过程,在每一个过渡期都需要或者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动乱”。在“匪帮”或国家成立之初,人类刚刚由松散的个体状态进入到有组织状态,生产力不发达,人类急需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温饱成为首要意识,因此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生产。在这一阶段,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长,处于经济文明发展时期。及至到达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开始进入第一个质变阶段,即亨廷顿所说:“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一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安全需求(也即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害)膨胀,温饱意识逐渐转变为权利意识,公众开始关注产权、利益表达与民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会相对稳定的这一阶段,利益集团逐渐出现,并由小变大,形成与“匪帮”或国家相抗衡的形势,形成所谓的政治文明发达的民主社会。但是,持久的稳定并不会带来政治文明的更高发展,其实我们也并不知道持久的民主之后究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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