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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侧来看CCER重启对绿电交易的影响

序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问题的加剧与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我国也进入了碳达峰的攻坚期与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期，各类与能源低碳转型有关的政策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台，形成了从宏观规划到微观实践的政策矩阵。无论是关于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还是有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出台，都是以“全国统一市场”为指引，”电-碳-绿证市场协同运行”是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必然路径。

2023年10月19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意味着沉寂已久的CCER市场终于迎来了重启，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背景交织，2023年7月25日，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可再生能源绿电溢价与碳价格一体两面，绿电与电力市场和碳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那么CCER的重启会对绿电交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本文将从CCER与绿电的含义与发展历程、特点与交易现状出发，探讨CCER重启对绿电交易的影响。

一、CCER与绿电分别是什么？

1、CCER的前世今生

产生背景：为避免人类受到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以求通过市场机制减少全球碳排放，《京都议定书》首次设计了三种碳交易机制，包括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联合履约机制（JI）、清节发展机制（CDM），这三种机制对我国而言影响最大的是CDM机制。CDM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建设低碳项目，并获得项目产生的认证减排量，简称CER，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减排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自愿减排量（CER）”即可作为国际碳排放履约的额度抵消，又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UNCC）指定的交易所对外销售。

CCER前身：我国的CDM项目始于2005年，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结果不理想，市场需求严重萎缩以及欧盟碳市场新规出台，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导致欧洲经济生产停滞，碳排量迅速降低，叠加欧盟碳市场碳配额宽松，致使CER一直供大于求，价格出现暴跌，到2012年，欧盟规定其碳市场在2013年以后只接受最不发达国家的CDM项目用于履约，导致能注册的CDM项目骤减，CER交易从此陷入低迷。不过，CER交易的萎缩反倒催生了中国本地碳信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的发展。

2005～2017年，我国CDM项目共完成注册3764个，项目减碳量共计5.96亿吨，成为全球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其中风电、水电、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占据85%以上。从区域分布看，云南、四川、内蒙的CDM项目数量最多（均在350个以上），其次是甘肃（239个）、山东（193）、河北（190）、新疆（180）等省份[2]。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包括强制碳配额（CEA）交易和自愿减排（CCER）交易两大机制，两大机制互为补充。其中碳市场背景下允许使用的CCER类型有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三种。高排放企业在初始免费配额不够的情况下，可以从其他履约企业处购买配额，或用购买/自主开发的CCER项目进行部分抵消，以达到最终实际碳排放量的抵扣，CCER抵消碳配额比例为1:1[6]。

2、绿电交易是什么？

1）绿电交易的含义

绿电是指利用诸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生产且产生的碳排放趋近于零的电力。绿电交易是指在现有电力中长期交易框架下，将风、光等可再生电源从传统电源中分离出来，设立独立的绿电交易品种，有绿电需求的用户直接与发电企业开展交易，通过市场发现价格，交易后绿色电力的使用价值和环境价值同步交割，依托区块链技术追溯绿色属性，实现绿电从生产、销售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2）绿电交易的发展历程

为实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可再生能源电站发电会成为未来电力供给的主力，然而在前期可再生能源电站建设成本高、技术成熟度低、预期收益不明朗，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政策引导下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分成本由政府补贴，而政府补贴并非一种长效机制，加之“双碳”目标的要求，绿电的环境价值愈发明显，基于绿电环境价值衍生的“绿证”交易随之诞生。

2017年1月：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电力整数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绿证交易机制的确立，绿电环境收益的市场化补偿机制为绿电交易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2019年5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对各省级行政区域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提出了要求，随着国内政策引导与国外产业链对碳排控的要求，国内绿电需求规模逐步扩大，与此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扩大，市场机制缺位的矛盾逐渐显现，绿电交易应运而生。

可以看出，绿电交易是基于“绿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