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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语言类型学是当代语言学的一门“显学”，但

目前还不能说已是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单

从语言学理念来看，类型学应当比形式学派甚至

功能学派更具有与汉语语言学的亲和力。形式学

派从语法能力的先天性假说出发，通过假设、演

绎和母语者的语感测试来寻求生与俱来的普遍

语法。功能学派则抱有与之对立的基本信念，认

为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满足交际或认知功

能的需要，于是以此为出发点，致力从语言的使

用或理解规则中去解释语言的结构及其演变。两

者不同程度地带有从假设出发、“主题先行”的

特点。语言类型学则更多保留了语言学作为一门

经验性学科的特性，注重材料、讲究实证、主张

旁征博引、提倡归纳推理，力求以事实说话，在

调查之前不假设任何东西。这本是最容易为中国

的语言学家认可的研究方法。然而事实上，在形

式、功能、类型三大当代“显学”中，偏偏是类

型学在中国国内最少为人了解。怪也不怪，这与

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些“国情”有深刻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学术包括语言文字之学，素有尊夏贬

夷、厚古薄今、重文轻语的传统。虽然华夏-汉

民族数千年来就在众多民族部族的大交融中产

生发展，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

在汗牛充栋的传统中文典籍中，我们几乎看不到

对汉语以外语言文字的记述，更遑论研究了。不

要说非汉族语言，即使是各地的方言，除了作为

“匡谬正俗”的对象偶尔一现，也很难引起历朝

历代学者们的关注。也就是说，正统的学术向来

缺少对异族语言的兴趣，更没有进行语言比较的

传统。进入现代以来，外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

言研究都获得了强大了推动力，这本是孕育跨语

言比较的很好时机。可是，50年代过于追求专

业分工的前苏联式教育科研体系，以及语言研究

队伍和学术兴趣向普通话的高度集中，又强化固

化了不同语种研究队伍间的壁垒，形成了纯粹语

种导向的语言研究体系。不要说汉语、外语和少

数民族语言三大队伍很少有切实的交流，即使在

古今汉语之间、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也缺少实质性

的沟通，更谈不上在跨语言基础上对语言共性的

追求了。这种学术格局下，结构主义、功能主义、

甚至生成语法都有一定的机会被引进过来成为

汉语研究的利器，甚至发展成主流，唯独语言类

型学很难获得发展的空间，因为这株树苗是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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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一语言的土壤中生长的。而缺少了类型学

视野的汉语语言学，也很难用汉语研究的成果去

贡献于普通语言学理论。

当然，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的兴趣和研究实

践在现代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但它主要表现为少

数学者、特别是一些视野开阔的语言学大家的个

人行为，未成风尚，更不成学派。赵元任先生公

开发表的首篇语法论文就是《北京、苏州、常州

语助词的研究》（1926），论文不但从语法和语义

功能的角度比较了三地方言的许多虚词，而且不

时穿插与英语、德语等的比较。黎锦熙先生在他

开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先河的《新著国语文法》

之后又撰《比较文法》一书，进行古今汉语和英

汉之间的语法比较。王力先生的《现代中国语法》

以《红楼梦》为主要语料研究普通话的语法，但

在各章之后设有与吴、粤等主要方言的比较。吕

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首创将古今汉语合为

一书的体例，便于读者在古今比较中认识汉语的

内在联系和演变。陆志韦先生在给萨丕尔

（Sapir）《语言论》中译本所作的序和译注中，

不时流露出他在汉语和其他语言比较中获得的

一些真知卓见。朱徳熙先生则在其学术生涯的后

期写出了数篇方言比较和古今比较的语法论文，

涉及结构助词、名词化标记、疑问句类型等。语

言学大家对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研究的兴趣不

是偶然的，而与他们的学术成就是互为因果的。

因为他们有超越汉语本身的更广阔的语言学兴

趣，才会注意其他方言语言的情况；也正因为他

们视野开阔，才会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上取得更加

杰出的成就。这些研究虽然没有同当代类型学的

学术范式直接挂钩，但其中的精神仍与类型学有

相通之处。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分工过细、语种

导向的语言学学术体系，以及结构主义学派对纯

共时状态和语种“特色”的过分追求，使跨语言

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难以发扬光大。有一些著作出

于语言教学的需要进行一些中外语言的语法对

比，这种基于应用的对比距语言类型学所关心的

理论问题还是相当遥远的。

八十年代起，在介绍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

当代语言类型学开始为中国大陆的语言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