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纬甫形象深刻的认识意义.pdfVIP

一．“我”的心境

文章的开始，主要写主人公在一个深冬回到故乡S城后，事事皆感索然。在一个天色

昏沉的午后，他来到以前熟识的酒楼。文中讲到主人公之所以要去酒楼，是因为“我午餐本

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后面也直

言道“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笔调。这是

一种十分节制笔调，文字后面的叙述者似乎浑身慵懒，仿佛万事于己皆无所谓。这份慵懒并

非主人公独有，连酒楼里的堂倌、甚至是S城的天空都是如此。例如：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

斟出酒来。”

鲁迅不吝笔墨，细腻地白描了上酒过程中堂倌与顾客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犹如电影

的慢镜头的效果。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无聊感。而贯穿全文的“铅色”的、

“白皑皑的绝无精彩”的S城的天空，更加渲染了这种无聊、慵懒之感。

“我”的心境，除了“无聊”，还有“孤独。”这种孤独，其中一个原因是主人公的自身经历

造成的。“我”从小在S城长大，而后又到了北方闯荡。如今重归故乡，故乡早已不再是回忆

中那个故乡。来到曾经熟识的酒楼，却已经物似人非：“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

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

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失去了归属感的人，自然会觉得孤独。然而，这仅仅是“我”感

到孤独的原因之一。造成“我”的孤独的，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年轻时接受过新思潮的

启蒙，也曾从代表着愚昧、落后的故乡出走，去往象征着进步、光明的“北方”。然而，自己

当年曾信奉的一切，如今都已幻灭殆尽。在精神上、信仰上，主人公同样“觉得北方固不是

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因此，“我”倍感孤独。

二．铁屋中的清醒者

吕纬甫与“我”一样，都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形容的“铁屋中的清醒者”。

他们都有过“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而当希望破灭后，他们的清醒，便成了痛苦之源。

从前，吕纬甫是个“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进步青年。然而到了

中年，他反而“行动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青年吕纬甫和“我”一

起当教员时，教授的是“ABCD”，如今的吕纬甫，却是在教“子曰诗云”；中年吕纬甫，也不再

像年轻时那样满怀远大抱负，甚至认为自己指挥土工们掘墓的命令是“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

的命令”；以前的他，是个敢“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无神论者，现在的他，却会

将人的死去归咎于“没有这一份好福气”……总之，如今的吕纬甫与年轻时的他相比，判若两

人。

在短短一席交谈中，“无聊”一词吕纬甫共说了六次之多。另外吕纬甫的话中还有几个

高频词：“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然而，他虽模模糊糊，却并非懵懵懂懂。这样的词语出

自他的口，说明了他也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麻木。他甚至还亲口承认“我已经深知道自己

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这正是铁屋中的清醒者的悲哀。他讨厌自己，说明了他虽然想世

俗妥协，抛弃了理想与激情，却没有抛弃自己信奉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虽然成了“退步中年”，

却又未完全堕落沉沦。

小说中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三件他自己经历过的“无聊的事”：为弟弟迁葬时，找不到弟

弟的骨殖，但仍坚持把旧坟里的泥土装进新棺材；为船户女儿阿顺买来剪绒花，阿顺却已死

于诳言；自己不再教“ABCD”，转而去教“子曰诗云”。他之所以将这些事情称之为无聊，是由

于他身为一名接受过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社会弊病却无力做出任何改变，只好将自

己的生命耗费在日常琐事里；琐事也罢，有些事根本连琐事都称不上，比如迁葬和买剪绒花，

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无用功。

鲁迅故意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把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安排在一起，其实

是让第一人称的“我”通过眼前的吕纬甫折射出自己的形象。这样布局，加强了文章的冲突性。

例如，在小说里吕纬甫的自述中，多次出现了吕纬甫的辩白。（如“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

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

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这样的安排等于是鲁迅先

生皆主人公“我”来对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逐渐沉沦的知识分子提出不解和指责，然后又借吕纬

甫之口为知识分子提出辩解。鲁迅身为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