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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对中国当代话剧创作的启迪与意义论文

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美现代戏剧的发展进程，也

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精神风貌，甚至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生成与

发展。但是到了今天，易卜生是否已经过时?如果没有过时，他对中国当代话剧创

作还有什么启示意义?或者说，我们还可以从他那儿学习什么?在当代中国，不少学

者、编剧认为易卜生只是一个现实主义剧作家，已经过时，或只宜绕开。在美国也

存在类似情形。但有极少数学者、作家持不同看法。比如，中国著名戏剧理论家谭

霈生先生认为，中国当代剧作家仍然“应该继承易卜生的艺术精神与戏剧传统“;

美国当代剧作家阿瑟·密勒也认为易卜生并未过时，“其戏剧中的诗性和神秘主义

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其实，易卜生戏剧中值得当代剧作家继承、借鉴、化用的东西远远不止于此。

在笔者看来，易卜生对中国当代话剧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中国当代戏

剧“精神萎缩”的背景下，易卜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愈发显现出光彩照人、无法

绕开的“大师”本色。下面试详论之。

一、精神衍变：从迎合政教转向独立自审

从戏剧精神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戏剧以“教化剧”为主流，中国现代戏剧以

“问题剧”为主流;它们都是在戏剧之外寻求戏剧艺术存在的价值，骨子里带有迎

合政教或配合现实社会种种需要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中国当代戏剧中依然存在，甚

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点只要看看当今一些省市的重要剧院仍热衷于排演跑奖剧

目便可知悉。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由政府主导的评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我

国当代戏剧的迎合性、依附性，使得很多作品“少了些不应少的东西，多了些不应

有的东西”。而真正有独立人格、有抱负有眼光的艺术家，要么只求艺术上的精益

求精，要么深入反思、批判自身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是绝不愿意为了迎合某种实际

需要而创作的。可目前缺乏独立精神的剧作确实比较多。正如著名学者董健所说，

“90年代以来当代戏剧不可回避的总体特征是：虚假的繁荣掩盖着真实的衰微，

表面的热闹粉饰着实质性的贫乏，其根本原因是戏剧精神萎缩，或曰戏剧失魂”。

精神萎缩，正是中国当代戏剧必须直面的一个事实。精神萎缩、自降为仆、迎

合他者的作品，本质上不具有现代性。事实上，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转型仍然未完

成。作为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至少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戏剧的内容从表现古人

的情感、思想、生活转变为表现、反思现代人的情感、思想、生活;二是戏剧的形

式从古典形式转变为现代形式;三是戏剧的艺术精神从古典精神转变为现代精神(即

从和谐、寓教于乐转向分裂、自我批判，从同化于政教走向真正的独立、自律)。

第三个层次的转变是最为艰难的，但只有实现这个层次的转变，中国戏剧的现代化

转型才算大功告成。回顾中国百年话剧的发展历程，前两个层次的转变已基本完

成，但第三个层次的转变仍是个目标。换言之，中国戏剧在近现代的发展，主要是

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戏剧在当代的发展，其历史使命是要完

成戏剧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如何实现这一“现代转化”呢?易卜生戏剧恰好可以

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20世纪初叶，中国学人(如胡适、欧阳予倩、郭沫若、洪

深、田汉等)汲取他们所理解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创作了一系列新戏剧，开

启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学者、戏剧家对易卜生的学习，比较注重他敢

于写实、敢于提问、敢于批判的那一面，而忽视其更为重要的独立自审精神。其实

即便是批判社会现实，易卜生也是以人格独立为前提、以自我净化为目标的，这与

我国剧作家的社会批判是有差异的。易卜生认为，“独立不倚的人才是最强大的

人”。“诗人的使命不是为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负责，而是唤醒尽可能多的人去实现

独立自由的人格”。其对于个体精神独立是非常看重的。为了坚持独立写作，坚持

批判立场，他不惜与整个挪威社会对抗，即便流亡国外也不改初衷。他宁可成为

“人民公敌”，宁可与整个社会现实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也绝不愿意自己的创作

成为达致某个具体目标的手段。

他从早期到晚期的剧作充分体现了这种“对自我进行审判”的自审精神。无论

是早期的“灵魂自审”，还是晚期的“双重自审”(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易卜生

都确乎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峰顶上，以非常深远的目光来审视自我的内在生命，进

而对人类的本性进行审察与批判。独立批判由此反观20世纪中国话剧史，其间的

精神差异特别引人深思。中国现代剧作家，尽管多数具有批判、战斗精神(其中不

少批判、战斗是应时而生、配合现实政治需要的)，但极少敏于内向自审、勇于自

我批判。即便是深受易卜生影响的曹禺，他对易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