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管理 课件 第8、9章　新媒体生态治理、 新媒体危机管理.pptx

第八章新媒体生态治理在新媒体生态治理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依托,以传统立法为基础,以网络内容建设与管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网络专门立法为主干的网络法律体系,为营造安全、公平、健康、文明、清朗的新媒体生态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不过,除了政府主导的集网络立法、网络执法、网络司法、网络普法与法制教育为一体的法制措施外,网络平台、主流媒体、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

第一节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是互联网普及以来一直存在的“顽疾”,随着技术的持续发展,二者不仅演变出了更多元的存在形态与更隐蔽的传播方式,而且危害范围更广、扩散速度更快、影响程度更深。

一、网络谣言(一)网络谣言的定义及智能化发展参考谣言的概念,网络谣言可定义为经由互联网被广泛传播的、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信息。

与传统谣言的口口相传不同,网络谣言不仅可以跨越时空的束缚,实现快速裂变传播,还能够在多元节点的传递与创造中逐渐变异,成为更符合人们经验、预期以及“合理想象”的谣言版本。

目前,网络谣言的体量越发膨胀,2023年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汇集的谣言样本及辟谣数据达到7640条,关涉议题遍及公共政策、社会事件、医疗健康、经济金融、自然灾害等领域,典型谣言样本如表8-1所示。

表8-12023年网络谣言主要关涉领域及典型样本

随着大数据、算法、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发展,信息内容的采集、生产、加工、分发与消费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进一步驱动着网络谣言向智能化谣言加速演化——智能技术取代人的经验性参与成为谣言运转的底层逻辑,催生出了以下三种智能化谣言形态：

1.定制化谣言智能内容生产的核心优势是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内容精准生产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容自动生产,两者相互叠加能够共同提升网络内容生产的精准度与效率。

2.深度伪造谣言深度伪造(deepfake)谣言是一种高度拟真的虚假信息,其借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实现音频及视频的模拟、合成与伪造。典型应用实践包括图像和视频“换脸”、操纵视频人物的表情和语音、伪造不存在的场景与人物等。

3.喷灌式谎言此类谣言多将先进且隐匿的自动化程序或社交机器人技术作为“超级传播者”,通过大规模的自动点赞、转发、搜索等行为,以指数级的速度扩大相关问题的流量,用“谎言喷灌”的方式将谣言送入网民视野。

(二)网络谣言产生与传播的动因谣言产生与传播的动因一直是谣言研究的热点议题,这不仅关涉到对谣言本质特征的理解,还为谣言治理提供了基本的依循。

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动因主要有一下几个：1.主题重要性与信息模糊性主题重要性与信息模糊性是目前多数谣言公式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戈登·W.奥尔波特(GordenW.Allport)和利奥·波斯特曼(LeoPostman)提出。

2.公众批判能力1953年,A.克罗斯(A.Chorus)在奥尔波特等人提出的谣言公式中加入了公众批判能力C(criticalability),将该公式修改为:“R~I×A/C”,即谣言的传播广度和公众的批判能力成反比,公众批判能力越弱,谣言传播范围就越广;若公众能拥有较强的科学素养与理性思考能力,则更容易识别谣言的假象,从而阻断谣言的扩散。

3.事件反常程度胡钰在对流传于中国媒介环境中的谣言中心事件进行梳理后发现,除了前述三个变量之外,事件的反常程度也是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此为基础,胡钰将谣言公式修正为R=a×a×a″,其中,a为关注度(attention),a为模糊度(ambiguity),a″为反常度(abnormality)。

4.谣言自我变异与主题重要性、信息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及事件反常程度不同,谣言自我变异从动态发展的视角阐释了其能够被持续传播的动力源泉。

5.其他要素除了前述较为常见的要素之外,研究者们根据研究背景与语境的差异也提出了其他可作用于谣言生成与传播的变量及其作用方式,随着社会信息消费习惯、媒介技术环境、公众社会心理等的不断变化以及谣言研究的持续深入,谣言生成与传播的动因还将持续得到优化与补充。

(三)网络谣言的治理作为一种信息的畸变形态,网络谣言的泛滥不仅会对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形成冲击,造成严重的信息污染与信息失序,还会在根本层面上消解网络社会已然摇摇欲坠的真实观念与真相机制,使公众丧失对社会信息环境的信任与信心。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迫在眉睫。

由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是谣言治理实践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一平台以辟谣为主要目标,通过联合多家区域性辟谣平台与媒体辟谣平台等，广泛收集网络谣言并对谣言中的不实信息予以核查、澄清并公开发布,从而达到阻断谣言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