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分析和总结.docx

劝学篇

《劝学篇》，书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著于1898年（一说为张之洞的幕僚所作，并于同年发表）。

《劝学篇》发表后，光绪皇帝披览了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呈进的《劝学篇》，称许这部著作“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他命令军机处将该书所备副本四十部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广为刊布，实力劝导。”《劝学篇》同时也受到外国传教士的赏识，此书还译成法文出版，影响广播于海内外，成为一代名著。

《劝学篇》全书共24篇，4万余言，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张之洞在本书的《序》中申明：“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以为“务本”“务通”，使表政里学均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既可兴人才，而且籍人才以“保国、保教、保种。”这里的所谓“本”，亦即所谓“中体”，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纲常名教，所谓“通”，亦即所谓“用”，是指有关富国强兵的工商学校报馆练兵矿物铁路诸事。张之洞写《劝学篇》的目的，是为了用封建纲常名教来“辟邪说”，同时又以“旧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对抗维新派的“开议院、兴民权”的政治主张。

在《序》中，张之洞对这本4万字的《劝学篇》各篇大意作了说明，如“同心”篇，在于“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耳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明纲”者，“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

总之，24篇之义括之为“五知”即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所谓知耻知惧，是要以明晓中国所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为忧惧，发愤自励，卧薪尝胆，以防止中国亡国灭种丧教。所谓知变，即要知道“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所谓知要，即“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所谓知本，就是“在则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以为“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明且强”。

在《序》中，张之洞阐明了撰述《劝学篇》的写作目的和各篇大意，并说明了他的良苦用心在于矫正新旧两派的极端做法，企图以折衷调和的态度与精神，寻找新旧两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中体西用”。指出在有史以来的急剧“世变”之际，“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校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以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其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客观上，张之洞的《劝学篇》旨在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派的“邪说”展开正面攻击，是集中反映洋务派思想体系的代表作。

《劝学篇》以“中体西用”为本书的“一贯之道”，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

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西艺”与“西政”，以此来“补”封建制度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在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冲击下，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

《劝学篇》的核心问题是要求人们“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西方之强，中国之弱，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在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是由于中西文化与教育的重大区别。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说来，注重治道人心，沿续了几千年的纲常名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伦理秩序有重大作用，这是西方基督教不可替代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主张以西方宗教取代儒教，以西方“民权”取代封建专制统治，只能使“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因此必须从文化与教育方面做固“本”的工作，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这个“本体”牢固地存在，并且永远作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劝学篇》指出：新学派和旧学派均不识时务，旧者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新者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由是使中国文化与教育根本动摇，祸乱相仍，“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有鉴如此，《劝学篇》着重阐述了“保名教”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