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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四祀邲其卣陈青青

殷商的青铜器主要有兵器、礼器和生产工具,目前发现的金文,大多属于商代后期,铭文一般只有二三字,象《四祀邲其壶》器外底铭文长达四十二字,这在现今发现的殷商青铜器中不为多见。殷商金文和甲骨文出现时间相差不多,但在先秦典籍中对甲骨文的记载却不曾见,而对金文不乏记述,如“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孟子·非命下》)“汤之盘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这可以证明甲骨文当时只是一种民间俗体,金文是当时的正统文字。殷商金文的显著特点是改甲骨文的方折为圆转,改钩廓为填实。在商代,毛笔已是主要书写工具,殷商时期遗留下来的甲骨、玉器、石、陶等类器物上的毛笔书写字迹,足以说明。殷商时期甲骨文线条方折的形式,应该是与甲骨坚硬、用刀作刻契工具有密切关系。所以甲骨文没有金文那么充分表现出写的本象,可以说,金文较甲骨文更象形化,更规范化,更富有书写的意趣。

从用笔上看，商代金文体现了墨书的特点，均以单线条延引勾勒，笔画的起笔与收笔方圆结合，在总体上书法风格统一的前提下，笔画已呈现出粗细的变化，有较强的质感和力感，与整体的浑厚，朴实的特点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这一特点在晚期的纯文字中体现更为明显，如《四祀邲其卣铭文》，其字纯以中锋运笔，线条已不再如早期那样粗细均匀，有了起笔、收笔尖而不细，行笔浑厚的变化，用笔有了提按变化，墨气淋漓酣畅。从总体的风格上看，族徽文字厚重，坚实；族徽和铭文结合体中，族徽笔画稍重，又形成了和整体铭文的统一；但在整体的风格大体一致的前提条件下，又显示出了个体的差异性。

商朝帝辛时期的3个典型的青铜器皿，包括二祀邲其卣、四祀邲其卣和六祀邲其卣，简称邲其三卣。卣，音友，是商周时期的酒器，外观部分圆形和椭圆形，圈足，有盖有提梁。目前三卣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背景商帝辛之时是商周交替的年代。只说帝辛也许多数人不熟悉，然而说商纣王应该人人知晓。帝辛是商纣王的原来称谓。与他的父亲帝乙，以及他的前辈帝王均以天干命名，如帝祖甲、帝武丁等。也许是周人的影响太大的原因，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商纣王是一个昏君、暴君。其实商纣王有点像秦始皇和曹操一样，其两面性被人为的夸大和删减。毛泽东曾经对此有一段精辟论断：“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

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商帝辛代之邲其三卣是一组难得的作品。三卣递差二年，风气却已经显现出不小的变迁。二祀、四祀器盖铭文不同。盖铭皆为“亚貘”、“父”字，表示“亚貘”族人铸器以报于父丁宗庙。二祀器铭字势舒展，线条圆畅挺健。“丙、王、田、正”等字中的几何形状截然分明，神采飞扬。相形之下，四祀器铭线条厚实，结构凝练，虽得行间茂密之致而风神远逊于二祀铭文。与前二器不同是，六祀器盖同铭，族徽的标记已从独立的地位变为附属的地位，“亚貘”二字紧接铭文，置于下部很局促的空间里，铭文已表现出很好的书写性或实用性，线条匀圆平和，这种风气已开西周金文之先。

传河南安阳出土，是商辛四年商王赏赐亚貘家族的酒器，为商纣王4年器。拓本，高32厘米，宽19.7厘米。是现存商代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四祀邲其壶铭》之铭文集结于壶底平面之内，形构茂密宽绰、疏密交错，十分生动，自由而舒意。充分体现了其书风的虔诚和恬静，具有安谧祥和的美感，实为大家之手笔，令人赞叹。圆壶长颈鼓腹圈足，颈两侧有耳，连犀首提梁。盖有圈形捉手，面饰方格纹，联珠纹，器盖对铭四字，圈足外底有铭文8行。共42个字。

其结字端庄大方，行气如虹，如“帝、大、文、酉”等字，稳如山峦，形似罗汉，不轻浮，不作势，让人肃然起敬。结字纵向取势是当时文字结构的一个共同特征。此铭文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结字严紧精密，线条粗壮，字形内部的空间狭小，但不臃肿。笔画密不透风，疏处可走马，字与字之间大疏大密，字形大小错落，左右穿插，微妙生动。章法茂密而不窒息，笔画雄强而不粗野。商代金文的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行款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故宫对上文的白话释文是：

在乙巳这一天，商纣王说：“敬奉亡父文武帝乙酒肴。”时值在召大厅，在翌日祭祀期内对已的祭典。第二天丙午，行免言祭。第三天丁未，行煮祭。第五天乙酉，王在梌地，赏赐给邲其贝。这些都发生在商纣王四年，翌日祭祀时期内的四月。

上述铭文集结于壶底圆形平面之内，字大小错落，有行无列，大之令大，小之令小，大不嫌其大，小不嫌其小，形构茂密宽绰，疏密交错，穿插揖让，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