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docVIP

论新协议法中的协议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

我国新的统一协议法的起草，从1993年由专家学者提出“立法方案”开始，至今已将近6年。其间历经了1995年1月“建议草案”（第1?稿）、1995年10月“草案试拟稿”（第2稿），1996年6月“草案试拟稿”（第3稿）和1997年5月“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稿），?及至形成1998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法（草案）》（涉及截止1998?年12月21日人大常委会对《草案》形成的三次审议稿）。在整个新协议法的起草过程中，协议自由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始终是两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注：虽然官方解释始终对协议自由的提法有所保存。）这两大原则在新协议法中的贯彻和体现情况，直接关系到新协议法的内容、结构和体系，决定着新协议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功能，并将影响到新协议法在未来实行中的社会、经济效果。两者是贯穿新协议法全篇的两大主线，互为依托、彼此相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维系和构筑了新协议法这座大厦。自由和正义是人类追求的两个永恒的价值目的。新协议法正是希图借助协议自由原则来实现人格与意志的自由，依靠诚实信用原则来达成衡平的正义。协议自由原则意味着市场交易的效率和效益，诚实信用原则则表达了对经济生活中利益公平和道德文明的向往。假如说协议自由原则更多地强调的是当事人的个人意志和利益、较少考虑对方和社会利益的话，那么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并且规定平衡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议自由原则以个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则偏重于以社会为本位。毫无疑问，协议自由原则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其所引发的残酷竞争、追逐私利及其所导致的当事人事实上不平等、当事人滥用权利、尔虞我诈等市场经济的负面现象，协议自由原则自身却无能为力，需要诚实信用原则去作为缓冲器和润滑剂，维护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大发展。新协议法将两者相结合，既适应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扩大了市场主体的自主权，有助于搞活经济、提高效率；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和社会秩序，并妥善协调和维护了当事人各方的利益。新协议法把冷冰无情的市场规则与温情慈和的伦理道德相统一，将为发展健康、高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一个良好的法律基础。现在，这部历经数载、几易其稿的新中国第一部统一协议法即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本文拟就新协议法对协议自由和诚实信用两个原则的贯彻、体现情况及有关争议问题作一回顾和探讨，以期作为对即将面世的新协议法的恭贺与期盼。

二

在一定意义上，协议自由原则是协议法的灵魂，离开了协议自由，协议法也就难以成其为“协议法”。一部协议法在很大限度上是围绕协议自由而展开的。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协议自由原则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对的的结识和对待。在这次新协议法的起草过程中，这一问题又一次暴露出来。对协议自由原则及其相关问题的立法解决和具体反映，决定了我国新协议法的本质特性。

（一）协议自由原则的立法模式

按照最初拟定的“立法方案”，这次新协议法的起草要充足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保障当事人享有充足的协议自由，不受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干预。非基于重大的合法事由，不得对当事人的协议自由予以限制。依此指导思想，在由专家学者起草的协议法“建议草案”（第1稿）中，第3条就明确规定了协议自由原则：“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协议自由，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对在协议法中明确这样的原则，学术界普遍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这一意见在协议法起草过程中并未得到其他有关方面的认同。在后来公布的协议法（草案）中，已看不到协议自由原则的明文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协议自愿原则”，即“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协议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4条）对此，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但在随后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对协议法（草案）的审议中，法律委员会仍然认为在协议法中“不宜简朴规定这样〈协议自由〉的原则。”（注：1998年10月31日《法制日报》第1版。）尽管如此，?从新协议法的整个起草过程和新协议法（草案）的整体内容来看，始终坚持和贯彻了协议自由这一协议法的基本原则。从世界各国民事立法情况来看，协议自由原则的立法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在法律中既单独设立“协议自由原则”的条款，又同时规定各种具体的协议自由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如瑞士债务法，该法第19条第1?款明文规定：“契约的内容，在法律限制内可以自由订立。”新近制定的《国际商事协议通则》也开篇即规定：“当事人有权自由订立协议并拟定协议的内容。”（第1.1条）第二种立法方式是不单设“协议自由原则”的条款，只在具体的协议制度中予以贯彻。如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