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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其章：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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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期间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清政府

的对日战略决策的确定，与甲午战争的最后胜败关系至大。对此，历来多有论列和

评说。然前此的研究存在很大不足之处，即一般皆着眼于帝后党争,并视和战之争

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其实,甲午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远不是帝后党争所能

涵盖得了的，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关系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是一种什么关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

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

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

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1）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

帝后党争史。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亦曾信之不疑。但进一步的考察

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

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

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

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

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

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

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2）驻朝总理交涉通

商事宜袁世凯与王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

，续备陆兵。”(3)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

.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

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4)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

,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

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

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

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5）就是说，将弭止

衅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其实，这也是当时枢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幻想依

赖列强从中调解,“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6）但这样保全和

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

是迁延不决，一相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到7月14日,日

本终于露出狰狞嘴脸，由其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送总理衙门一份照会，诬称中国

“有意滋事”，并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7）这

就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8）日本政府倒打一耙，预

将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慨。其实，早在日本发出“第二

次绝交书之前，有些官员已经觉察到日本包藏祸心，主张在军事上早为之备,采

取主动.如御史张仲炘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夺日本骄矜之气”,“今既

饬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仍当别练一军为绸缪之计”。（9）侍读学士文廷式建议

：“应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

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10)光绪赞同此见，因有密寄李鸿章上谕称：“倭人以

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

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

，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11）如今“第二次绝交书的到来

，自然会促使主战空气趋于高涨。

7月15日，即日本送致“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特颁谕旨，命户部尚

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日方针问题。

光绪特命翁、李参加枢府会议，欲推动主战方针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

“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12)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

.16日，枢府会议，翁、李皆主张增派部队，先调东三省及旅顺驻军速赴朝鲜，而

庆亲王奕匡力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十分不满

.据《翁同龢日记》称:“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

谓：“(光绪)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13)又于当天

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