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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发电企业能源决策的影响及最优化模型

摘要：论文考虑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企业组成的电力供应市场，分析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政策、不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价格政策的影响，建立了两类电力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的决策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形式。论文结合我国生物质能源政策，分析得出：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率是刺激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同时增加社会总发电量，不能将碳排放价格制定过高，而应重点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最后，论文引入由消费者剩余、电力部门总收入、补贴或者税收收入转移、环境损害组成的社会福利函数模型，构建了基于社会福利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决策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生物质能源研发投入补贴率、提高碳排放价格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论文的研究工作和得到的结论对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2010年，几乎各种能源的增长率都超出过去10年平均增长率的1倍以上，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全社会用电量逐年增加，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2年全国电力工业年快报统计，2012年全社会用电量4.96万亿Kw·h，我国未来的电力需求将更大。世界能源消耗以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为主，不可再生能源资源有限，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会导致其枯竭，并且会对环境产生不可恢复的破坏。所以，国内外很多国家开始重视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生物质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一种，其原材料资源丰富、成本低，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都走在了生物质能源发电产业的前列，我国近年来也高度重视该产业的发展。2006年我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计划在2010年将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增加到400万千瓦，2020年到2400万千瓦。这项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生物质发电产业的投资，2006-2009年，生物质发电的投资总额由168亿元增加到452亿元，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同年，国家发改委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规定生物质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分地区制定的标杆电价和补贴电价组成，并两次上调高脱硫标杆电价，目前补贴电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25元(补贴15年)；2007年，国务院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该方案以生物质发电为重点，大力推进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2008年，财政部秸秆能源化利用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完善了生物质能源发电的资金补助政策；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高度重视生物质发电规划工作，落实了生物质资源的条件和保障措施。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使用能有效缓解我国能源压力、改善我国能源结构。但是，与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相比，可再生能源发电固定成本高、风险大、投资积极性低。所以，为了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积极性、增强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政府必须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发展。Fischer提出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包括：限制碳排放量、碳交易市场、能源税收政策、上网电价制度、市场配额制、生产补贴、研发支持。张阿玲提出强制性市场配额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能对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条进行激励；RJobinson提出制定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对可再生能源产业链进行激励；0wen指出内部化常规发电成本刺激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发展。

很多学者对各类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对比分析。Butler通过比较德国和英国现行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得出配额制的政府支出要比上网电价制度政府支出少；Fischer运用数学模型分析了税收和补贴政策同时使用时发电企业的利润情况；Jennifer以风力发电为例，得出市场配额制使用会增加社会成本，绿色交易证书政策的使用也会增加社会成本；吴文建研究四种政策下的收益分配结果，得出制定配额制是可再生电力政策的重要方向。很多学者分析比较专门可再生政策(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收益或减少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和环境类政策(增加不可再生能源的污染成本)得出，环境类政策符合污染者付费的传统规范，符合经济学的效率和福利观点，是更为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可再生能源政策引导着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使用，在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时，如果缺乏对可再生能源利用所带来的综合效益的系统全面认识，仅关注如何最大化可再生能源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不全局考虑如何使得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会误导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所以，在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可再生能源政策带来的经济性，还要综合考虑消费者剩余、环境性等其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