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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刘成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1期

社会环境和社会事务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具体性和动态性,加之在现代技术的推动下,

社会心理、社会环境的变迁速率明显加快,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环境监控、风险管理、社

会服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难以应对现实情况。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智能等现代智能技术的日

趋成熟,人类理解、分析、探索自身心理和行为活动的能力也突飞猛进,这既是商业和科研领域

的全新动力,也是政府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技术红利。当前,关于社会治理智能化的研究仍处

于起步阶段,自然也没有精准的定义,但在梳理全球关于智慧治理定义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其内涵

至少包含三大维度,智慧技术、智慧人、智慧合作[1]。由此,本文试图对结合社会治理,将社会

治理智慧化成如下阐释:社会治理智慧化要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技术等新一代科学技术的支

撑下,通过收集、挖掘、应用全方位、动态化、即时化、精细化的社会数据,革新传统的社会治

理技术、治理工具、治理方式、治理思维,建立起由“智慧人”驱动的高效率、可持续、有竞争

力、开放、透明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智慧经济、智慧生活、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服务于以创

新和创造为核心的智慧社会。智慧治理与数字治理等传统技术驱动或是信息驱动型治理的本质

区别在于治理目标不同,智慧治理更为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的幸福感。

一、前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做出全面判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小康社会和主要矛盾的转变注重的是

人民对美好生活和幸福感的需要,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必然由粗放式、非均衡式转为精细式、

均衡式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其模式也必然要和国家宏观治理战略

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相适应、相协调。过去的几年,智慧城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热点,究其

缘由,城市建设对于智慧发展的迫切需求是本质原因。面对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交通堵塞等城

市发展顽疾难题,传统的试错式、赌博式发展模式至多是迫于现实压力的无奈之举,结果只能是

陷入“新错补旧错”的恶性循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对国家治理

和社会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社会活动及社会交互的高虚拟化程度,社会资源的分

配不均衡等社会焦点问题都要求更高的社会治理效率和效果。由此,有必要建立基于社会环境中

个体、组织、事件等活动事实的数据挖掘系统,建立事实驱动型政策(EBP)、绩效管理(PM)以及

事实驱动型管理(EBM),通过模拟实验、组织学习、科学管理等方式合理设定治理目标,确定治理

方式,监控治理过程,达成治理效果。

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从粗放式的发展逐渐转向集约式、精细化发展,

社会经济的增长加速了社会公众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与转变,突出表现在对于社会服务的需求也

发生演化和升级。在这一演化和升级过程中,公众的健康意识、法制意识、公平意识、权利意识

等现代社会意识观念开始形成,对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的高质量社会服务需求日益

凸显。随着社会公众现代公民意识的增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政策的意愿

和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公众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实时性、精准性、科学性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不仅如此,人们对社会公共服务的个性化需求也在日益增强。

公共性是政府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公众的公共价值观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治理效果的评

判标准。伴随着社会公众公民意识的增强以及个体价值观的逐渐多样,公共价值观的也呈现出越

来越多元的趋势,并且所有的价值取向原则上都可以在现代媒介平台发布、传播、交流、利用,

多元的公共价值观能够快速吸纳具有各自价值认知的社会公众,形成公共利益诉求,影响社会治

理决策,也就是说,社会公众的公共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公众的

公共需求和公共价值的多元化要求政府在社会治理充分了解和把握公众的真实需求,预判公共需

求转变,塑造公共价值观。这些现实诉求给政府的社会治理科学化、实时性、预测性、精准性以

及智慧性都提出了挑战。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应对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新形势的客观要求,面对新

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激烈的全球竞争等巨大挑战,智慧化技术、智慧化协作、高智慧人

才以及智慧治理是政府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路径。

二、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必然走向循数治理

数字治理是建立大数据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