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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再现与表达

结构的再现与表达

对结构的缘起包括三方面，首先当代语境下建筑与结构的学科分离问题，以及这种分离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建筑学的危机，建筑师结构意识的匮乏以及设计过程中结构工程师参与的相对滞后，使当代建筑学愈发呈现出一种空间与结构分离的趋势--因为这种分离恰恰能使这两个工种在最小干预的程度上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其次是对建构理论的持续关注，从2007年王骏阳教授对《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筑诗学》的翻译，到2011年《时代建筑》杂志主办的建筑诗学-建构理论的翻译与拓展讨论论坛，国内建筑界愈发表现出对建构理论的热忱，这让我们将得以反思当代建筑学所表现出来的对外在形式和抽象空间的片面追求，并重拾建筑学的另一个本质问题--建造，而结构无疑是建造的核心问题。第三是对致力于结构问题的建筑师的浓厚兴趣，从兼具建筑师和工程师双重身份的塞西尔·巴尔蒙德（CecilBalmond）、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Calatrava），到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ToyoIto）和佐佐木睦朗

（MutsuroSasaki）的合作，再到瑞士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Kerez）与结构工程师约格·康策特（JürgConzett）的探索，他们对建筑与结构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空间的丰富性，为当代中国的建筑实践提供了启示。

在弗兰姆普顿看来，建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建筑最终的表现形式与源自技术和建造必然性的雏形之间的关系”——即“本体”与“再现”的关系问题。然而，在爱德华·赛克勒（EduardSekler）看来，弗兰姆普顿的“建构理论”似乎在是更多地强调“再现”与“本体”在“结构理性主义”原则下的统一，这种基于客观的真实合理性的原则无疑排除了作为设计者和观者的复杂多样的“人”的因素，从而将结构表达的丰富性拒之门外，并失去了由传统结构意义的错置所带来的批判力和诗意特质。

因此，赛克勒在阐述“结构通过建造得以实现，并且通过建构获得视觉表现”的同时，更多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性，甚至是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正是来源于复杂多样的作为设计者和观者的“人”的因素，“人”作为一个随文化、

历史、地域不断变化的主体，其对结构视觉表达的价值判断自然不尽相同：设计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将结构进行隐匿或显现；而基于结构的显现，设计者又可以选择一种诚实的表达或批判的再现。正是基于这些前提，本文无意于在

历史、地域不断变化的主体，其对结构视觉表达的价值判断自然不尽相同：设计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将结构进行隐匿或显现；而基于结构的显现，设计者又可以选择一种诚实的表达或批判的再现。正是基于这些前提，本文无意于在“建构”与“非建构”之间划定一条界线，而是旨在寻求一种诗意的结构再现方式，以及由

它为建筑整体性所带来的潜力。

1.结构的视觉表达

自由女神像与埃菲尔铁塔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两座标志性“建筑”。

然而，无论从形态、材料还是美学角度，两者都大异其趣：前者类似于石刻雕塑，而后者是铸铁结构的构筑物。更为有趣的是，它们都出自同一人之手：亚历山大·古斯塔·埃菲尔（AlexandreGustaveEiffel)。这两座“建筑”以各自的形态诠释了两种极端的结构表达方式：“隐匿”与“显现”。无疑，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表达方式并不常见，因为在绝大多数建筑中，结构的隐匿与显现总是以某种程度交织

并对话着，或统一或对峙，抑或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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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隐匿与显现

结构视觉表达的“隐匿”与“显现”取决于建筑师的意图和观者的主观感受，而并无优劣之分。正如奈尔维所说，“以观者一目了然的结构或者以技术技巧设计而并不外露的结构，都可以稳定地承受荷载和外力。然而每种手段却能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是影响建筑表现效果的。倘若某处的墙体和屋盖给人以接近于坍塌的视觉印象，则及时实际上存在着不外露的结构构件使其充分安全，也不会有人从中得到平稳的美感。同样，在某些情况下，表面的不稳定性又可能

结构视觉表达的“隐匿”与“显现”取决于建筑师的意图和观者的主观感受，

而并无优劣之分。正如奈尔维所说，“以观者一目了然的结构或者以技术技巧设

计而并不外露的结构，都可以稳定地承受荷载和外力。然而每种手段却能产生不

同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是影响建筑表现效果的。倘若某处的墙体和屋盖给人以

接近于坍塌的视觉印象，则及时实际上存在着不外露的结构构件使其充分安全，

也不会有人从中得到平稳的美感。同样，在某些情况下，表面的不稳定性又可能

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美感。”

自铸铁和钢结构技术发展以来，一种天然的材料之间的异质性倾向于将结

构体（铸铁）与围护体（砖石）分开，从而达到一种受力传递的清晰表达。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