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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七校2024届高三语文上学期12月联考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7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在西方，说明学大体上说是从说明《圣经》起先的，它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成为一种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这就是说，说明学成为一种“学”也有一个多世纪了。
在中国，原来也有很长的说明经典的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对经典注释的方法。例如在汉朝多用所谓“章句”的方法注释经典，分章析句，一章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具体说明。据《汉书·儒林传》说：当时儒家的经师对五经的注解，“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至魏晋注释经典的方法为之一变，玄学家多实行简明带有思辨性的方法。王弼释《周易·系辞》“言不尽意，书不尽言”，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而开一代新风。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些佛教名词概念很难翻译，因此采纳了音译的方法，如“般若”“涅槃”等等，但“音译”的名词概念如不加以说明很难懂，于是在佛经后面经常有“音义”或“音训”之类为之说明。其时并有僧人提出某些翻译的原则，如隋彦琮建“八备之说”，齐大亮立“五不翻之义”。这些有关翻译方法和原则的资源如加以利用，或亦对中国之“说明”理论有重要意义。
自魏晋以来，我国古代有“类书”之编纂。《辞海》说：“类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依据确定的方法编排，便于寻检、证引的一种工具书。”《太平御览》的“天部”列“元气”“太初”“太极”等条目，没有对“天”作特地说明，但对“元气”引用了二十几种古书作了说明。《渊鉴类涵》的“天部”，引用了几十种古书对“天”的说明，而对“太初”等未列条目。对不同“类书”的编纂原则和方法加以分析探讨以及从中探究对名词概念的选取和说明，能否对中国的“说明理论”的建立有确定意义？
西方“说明学”的发展往往是和当时西方流行的其他哲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说明当然和西方说明学发展的状况完全不同。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经典的说明往往也是和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
今日，我们应在传承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主动借鉴西方说明学，以便我们对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供应某些可以利用的资源。最终，我必需再说一下，我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假如是这样，那至少可以起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必再花时间从这个方面费劲气了。
（摘编自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说明学”？》，《学人》第13期，1998年3月）
材料二：
我在《能否创建中国的“说明学”？》一文最终说：“我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假如是这样，那至少可以起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必再花时间从这个方面费劲气了。”现在我想，我这个说法或许太消极了。为此，我准备再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在中国先秦时期，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书，这里我们先取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一分析。
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历史事务的说明，如《左传》对《春秋》的说明，当然还有《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对《春秋》的说明与《左传》不同，这里暂不探讨。据杨伯峻推算《左传》成书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左传》是目前知道的最早一部对经典进行说明的书。《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这句话有很长一段叙述注释。《左传》的叙述单独也可以成为一完整历史事务的叙述，但它确的确实又是对《春秋》经文的注释。像《左传》这种对《春秋》的说明，对中国各种史书都有影响。
《易经》原来是古代作为占卜用的经典，虽然我们可以从它的卦名、卦画、卦序的排列以及卦辞、爻辞等等中分析出某些极有价值的哲理，但我们或许还不能说它已是一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系辞》把《易经》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对它作了整体性的哲学说明。这种对古代经典作整体性的哲学说明，对后世有颇大影响，如王弼的《老子旨略》是对《老子》所作的系统的整体性说明，《周易略例》则是对《周易》所作的系统的整体性说明。如此等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
假如说《左传》对《春秋》是一种叙述事务型的说明，《系辞》对《易经》是一种整体性哲学的说明，那么《韩非子》对《老子》的说明则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说明。在《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其主要部分是为其“法、术、势”的法家思想作论证的。在《韩非子》的《解老》中大都是用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说明《老子》。《喻老》则是更为显明地对《老子》作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说明，篇中大都是用历史故事说明统治者的成败、国家兴衰之故等等来说明《老子》。
假如我们再从先秦典籍中找其他有关“说明问题”的方法，或许还可以找到若干不同的说明形式，但我认为上述三种可能对后世影响最大。
最终，我必需再次作点说明，本文只是想对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注释作一粗浅的梳理，以揭示“说明问题”对当下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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