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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几个问题

求是网：现在国内正在掀起一股“重评历史人物”、“重评历史事件”

的浪潮。像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开始得到推

崇，而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些历史事件却越来越受到负面

评价。您能帮我们厘清一下这种现象吗？

刘润为：厘清不敢说，可以谈一点看法。史学界的这种思潮其实还

是否定革命的产物或者说是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慈禧太后的评价，我认为关键在于她是否反对维新变法。为她

辩护的人说，这位老佛爷是不反对变法的，怪也只能怪维新派策略失

当，太冒失了，你看她后来不是还主动搞了靖末新政吗？这种说法是

经不住推敲的。不错，慈禧太后公开表态时并不反对变法，但那是迫

于《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的压力。日本拿走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又

外加2.315亿两白银；两年后德国又霸占了胶州湾，搞得举国哗然、

民怨沸腾。面对这种危局，即使再专制、再顽固的统治者也不能不有

所顾忌。慈禧太后的所谓不反对变法，不过是平息民怨、摆脱危机的

权变而已。其实，在怎样对付维新派的问题上，这位老佛爷早已成竹

在胸。宣布变法后的第4天，即1898年6月14日，她就罢免了帝党

首领、光绪帝的老师，维新派在朝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翁同龢。变法第

5天，她又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圣谕，使她得以把持朝廷的人事任免

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为控制局势作了最关键的准备。变法推行之

际，守旧派则纷纷上书，敦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杀康、梁以谢天下。

正是在守旧派磨刀霍霍的危急关头，才发生了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求

护驾的事。哪里是什么维新派的“冒失”才惹怒了老佛爷呢？当然，

维新派出台变法举措是急了一些、集中了一些，但是不急、不集中又

能怎样呢？变法尽管是体制内的改良，但毕竟要触动贵族及其他八旗

人的利益。毋庸说更厉害的条款，单是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这一条，

在慈禧太后及其他贵族那里就通不过。镇压维新派以后，慈禧太后虽

颁布了要继续改革的懿旨，但也是做样子的。该旨劈头写道：“国家

制治保邦，纲常名教，亘古为昭。”时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记

载：有人问他，“政府已主张变法，所不变者惟心术耳„„此何意耶？”

他回答说：“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怕变法而民权之说起，

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值得注意的是，孙宝瑄并非维新派，而且其

父其兄其岳父均任清廷要职，他的话应当是客观的。

至于清末新政，更像是拿立宪派当猴耍的一场闹剧。1906年9

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

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于是成立了内阁，但12个内阁成员

中有9个是皇族大员。这叫什么？换汤不换药。立宪派不甘失败，组

团赴京请愿、伏阙上书，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请愿代表“押解回籍”，

继续抗争者发戍新疆。立宪派痛心疾首，发表《宣告全国书》，哀叹

“新内阁如此，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纵观慈禧太后掌政，不能说她一点国家民族意识也没有，但是在

掂量国家民族与统治集团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统治集团放在第一

位；在掂量统治集团中一般成员与皇族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皇族放

在第一位；在掂量皇族成员与她自己利益的时候，她绝对将个人放在

第一位。而这些利益，还多是眼前而非长远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极

端的自私、狭隘和僵化，使得她对中国进步的消极作用千万倍地大于

积极作用。说她在中国近代史上乏善可陈，似乎并不为过。有人说，

如果慈禧太后不死，又不发生什么革命，中国早就实现了近代化。这

样的议论只能当作笑话听。

说到李鸿章，我们首先要肯定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尽管洋务运

动的初衷是维持清王朝风雨飘摇的统治，尽管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但它毕竟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技成果，培养了一批像詹天佑那样的留

学生，兴建了若干工业企业。我的家乡唐山的开滦煤矿，就是从那时

开采的。毛泽东说：讲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余类推，我们也不

能忘了李鸿章。但是，对于李鸿章评价的主要分歧，不在这个地方，

而在他对外妥协的问题上。推崇李鸿章的人说，李鸿章的妥协是忍辱

负重，应当给以体谅。有一部电视剧，把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

字的情节渲染得极为悲壮，俨然有担荷天下罪恶的释迦胸怀，这就未

免太过虚张。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妥协。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与

德国及其同盟签订过《布列斯特条约》。尽管搞了妥协，列宁非但没

有受到诟病，反而威望飙升。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以《布列斯特条约》

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做一番比较。先看签约前的局势。就苏维埃政

权来说，沙俄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