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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场域下中国文化保税区政府治理

机制创新研究

作者：杨毅，黄美玲，张琳

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杨毅（1977—），男，湖北武汉人，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

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文化治理；黄美玲（1999—），女，重庆江津人，重

庆文化产业（西南大学）研究院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政策学；张琳（1982—），女，

吉林吉林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治理与

文化政策。

〔摘要〕在“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下，对外文化贸易和跨境文化交流增长迅速，我

国文化创意产业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政策优势繁荣发展，产生了进一步优化文化市场

资源配置和提升政府文化治理能力的需求。为此，我国现已建立和筹建诸多文化保税区，以推

进创新文化贸易实践模式及创新实践的体制改革。现阶段，我国文化保税区以税收减免为核心，

以高效的服务为基础，为我国文化经济搭建起便捷化贸易平台，在聚集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与促

进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中驱动效应显著。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的背景下，我国文化保

税区在实践运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在研究文化保税区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找出阻

碍其治理机制创新的原因，探析发展中国家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推动我国文化贸易国际化进

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保税区；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F7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7155(2018)05-0052-06

在“一带一路”倡议及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2016年国家文化部印发的《文化部“一带一

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强调要“切实推动文化贸易创新发展”。在我国自

贸区文化贸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保税业务功能大大加强。基于对外文化贸易中简化运营

机制与降低运营成本的现实需求，为促进我国文化经济国际化进程，在利用当前自贸区、保税

区现有基础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逐步完善其文化市场中的服务职能，设立文化保税区。

2013年3月，我国首个文化保税区——“北京天竺文化保税区”揭牌，大批艺术品入区展览，

突破了文化艺术品保税服务局限在瑞士和美国的格局,搭建起了文化产品“引进来，走出去”的

便捷平台。2018年6月，文化部正式授牌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文化保税园“国家对外文化贸

易基地”，文化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平台作用更加凸显[1]。在此过程中，政府在文化保税

区管理协调和综合治理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文化治理体系架构不断完善的场域下，

文化治理能力在推动我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系中的引擎作用也日益显著。合理界定政府在

文化治理体系中的职权范围，积极协调政府与文化市场各主体的关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政

策导向，形成重点文化市场领域的政府管理机制，是构建我国文化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对外文

化贸易中，特别是在文化保税区等特殊经济区域，政府需要有效扶持和合理引导，创新区内政

府运营模式，促进文化市场流通体系、监控体系、法律体系、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高国

内外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以此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促使我国文化创意

产业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舞台上谋取竞争优势，同时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通过

先进价值理念、文化载体和文化传播能力建设致力于寻求一种体现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的

文化力量[2]，从而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关系范畴中的影响力、吸收力和同化力，助力提升我国

文化软实力和对外文化贸易交流，以文化经济实力切实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一、文化保税区政府治理的基本范式

国际上大多文化保税区在宏观层面上都是由国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文化保税区的设立

进行审批、监督和协调等。在微观层面，文化保税区治理模式则以二元治理模式为主，包括

“政府+常设机构”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与“公司+政府部门”的公司主导型治理模式。这两

种模式的选择主要视国内文化保税区法律完善水平和文化市场的开发程度而定。

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政府+常设机构”模式往往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律体制不完善，

市场开放程度有限，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保税区主要是由政府派出常设机构依法进行日常综合性

事务管理，区内的基础设施大多由政府提供。政府常设机构对区内的文化贸易、文化服务等具

体事务的干预程度高，在区内文化项目审批、文化市场监督、文化企业管理等方面具有较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