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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文化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作者：张晋藩

来源：《法治与社会》2018年第9期

张晋藩

中国是法治文明发达很早的国家之一，而且有着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法治历史，因而，法

文化的积淀非常深厚，历代研究法治的思想家、政治家不胜枚举，他们或进行法理学上的探

讨，或提出治国理政的法治主张，或总结实施法治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称得上是云蒸霞蔚、

俊采星驰，由他们共同缔造的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法文化，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是建设当

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智库”。

先秦时期的法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基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和激烈的政治冲突，推动了社会思潮的新发展，出

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在这个新思潮中，法家是显学，他们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先后

在各国执政。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

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

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

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除以法治国外，法家还提出了诸多法治理念。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内容不但在当时，

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有着积极意义。

譬如，慎到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

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法家在形式上要求君主

和各级官吏守法，“不得以私害法”。

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韩非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

夫。”“不避亲贵，法行所爱。”只有“赏信罚必，一断于法”，法律才能取信于民。

韩非总结春秋以来各国的兴衰之由，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他还说：“明法者强，谩法者弱。”至于毁法者亡，在中国历史上

是屡见不鲜的教训。例如，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贯彻法治原则，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

果，使秦国大治，统一天下。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为天下莫予独也，肆行专制，

以意违法，刑戮妄加，至二世尤甚，终致不旋踵而亡。如果说秦之兴，兴于明法治；那么

秦之亡，则亡于毁法治。

总括先秦时期法家以法治国的理念和法治思想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犀利，充满了思辨

性，其影响深远，历代都以法为治国之具。作为古代的法治思想，虽有其价值，但也具有

历史局限性。譬如，法家主张，重刑轻罪，便违背了罚当其罪、罪刑相等的法治原则，特

别是法被视为帝王手中的治国之具。如遇明主或能发挥法的作用，如遇昏君，则难免毁法而亡。

立法原则反映了古代的法治智慧

中国古代从皋陶造律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历代思想家、

法学家的总结，形成了符合中国古代实际并且充满法律智慧的一些立法原则。

其一，立法要符合国情，体现国情的需要

中国古代是一个地大物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国情背景，

充分体现在立法原则上。譬如，历代既重视朝廷的中央立法，也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进行必要

的立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立法的积极性。限于文献记载，清以前的地方政权立法已多不

可考，只有清朝保留下来了以省为单位的地方立法——省例。有清一代，省例之类的地方

立法并未遍及全国，只有江苏、广东、福建、湖南、河南、直隶、四川、山东、山西、

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制定了省例或其他形式的地方法规。凡涉及一省行政、民事、刑事、

经济、文教、司法、风俗者，为综合性省例，如：《江苏省例》《福建省例》《治浙成

规》《直隶通饬章程》《广东省例》等。此外，也有针对特定事项的专门性省例。省例仅

限通行于一省，其制定须详明朝廷两院，或咨准部覆，方许颁行。省例均不得与中央立法抵

触，否则无效。

除此之外，中国从秦朝起便形成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汉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