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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概念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几乎每一个重要概念都有漫

长的意义生成史。普遍的情形是:一个原初的概念、一种原发

性的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经过文学史写作的选择、彰显、

遮蔽、改造之后，离其本意已越来越远。因此，以历史主义

的态度考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并对两者

的关系进行科学辨析，是推进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研究的前

提与基础。

一、革命文学:左翼式阐释框架下的不断改写

“革命文学”的概念究竟出现于何时，在学术界尚有不少

争议。在不断的溯源中，其滥觞甚至已经被提前到了1918

年6月8日创刊的《星期评论》，理由是1918年在该刊上就

已出现了讴歌十月革命，明确宣布在中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

的诗歌［1］。在笔者看来，这种关于革命文学起点的无限前

推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重要的不是确认革命文学起始的正

点在哪里，而是如何揭示出革命文学概念生成的动态历史以

及这一概念在文学史叙事中所承担的功能。在参与革命文学

论争的作家与批评家中，最早试图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以

一种宏观的视野对革命文学进行总结的是郑伯奇。1928年8

月，郑伯奇在《创造月刊》上发表名为《文坛的五月》的文

艺时评，指出文坛上两个“很可喜的现象”:“一，新刊物的簇

生。二，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2］对于后者的

意义，他后来另文阐释道:“1927年的下半期，中国文学方面

发生了一个新的运动;这个运动和以前的种种运动是完全不

同的……这和以前的种种运动，性质上是相反的。这个运动，

站在历史上看来，只有五四运动前的白话文学运动，换句话

说，只有新文学运动自身才可以和这个新的文学上的运动相

提并论。”［3］郑伯奇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革命文学论争

并未完全停止，但与那些意气之争的论争文章相比，这些文

字的特色在于它跳出了论争之外，赋予了革命文学论争这一

当下现象以文学史意义，对革命文学概念的文学史价值进行

了现时态的理解与阐发。这代表了同时期的作家对于革命文

学论争的理解方式，也是革命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原初含

义。值得注意的是，郑伯奇在此将革命文学发生的时间限定

在1927年的下半期，联系当时的政治来看，显然是指第一

次国共合作失败后的文学实践。1929年10月，革命文学论

争的火药味尚未散尽，李何林编写的《中国文艺论战》由北

新书局出版，由于与革命文学论争在时间上距离比较近，该

书也可以视作革命文学同时期批评家对革命文学的理解与

阐释。李何林以语丝派、创造社、小说月报、现代文化派等

文学社团为分类，收集了各种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文章。或

许是受郑伯奇的影响，李何林将革命文学论争的时间限定在

1928年春至1929年末。他在“序言”中这样描述革命文学论

争:“这论争从1928年的春天起，足足的继续了有一年之久

———现在似乎是渐渐消沉下去了———，在这个时期各方

所发表的论战的文字，统计不下百余篇;其中《小说月报》和

《新月》的文字只在表明自己的文艺态度或稍露其对于创造

社的‘革命文学’的不满而已。至于以鲁迅为中心的‘语丝

派’则和创造社一般人立于针锋相对的地位!———也就是他

们两方作成了这一次论战的两个敌对阵营的主力。”

由于自身并非革命文学家，且远离当时革命文学论争的

中心———上海，李何林只是提供了他对这场文学论争的一

个忠实观察。他把创造社和语丝社作为革命文学论争双方的

主力，这一点是大致符合当时论争的实际情况的。而王哲甫

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以

创造社、太阳月刊社的一般人对于鲁迅为中心的语丝派立于

针锋相对的地位，差不多以攻击鲁迅为讨论革命文学的中心”

［5］(P77)。在以后的诸多文学史中，在文艺上“两条路线”

斗争的写作方针指引下，创造社与《新月》社的斗争被有意

识地加以强化，而对鲁迅的批判与鲁迅的反击则被忽略、改

写，或者进行意识形态化的再阐释。从这方面说，李何林、

王哲甫等人此时的著作倒是更为忠实地展现了当时文学运

动的现场，他们对革命文学论争的时间限定、论争双方阵营

的划分、论争过程的描述代表了初期研究者对革命文学概念

的初始理解。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无论是对革命文学创作还是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个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大事件。在此之后，革命文学概念经历了一个左翼

化的过程，即左联以及随后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按照左联

的逻辑对于革命文学运动加以重述，从而使作为文学史概念

的革命文学逐渐与初始的革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