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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就是八宝山

詹文格

对于一个漂泊者来说，选择自己的租居之所本是随意的，自由的，不管是城区还是郊区，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任由你天马行空，自由选择。但是从城里到城外，从近郊到远郊，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城里，于是我相信世间万事万物皆因有缘而生，因无缘而止。

顺着可直通青天的长安街一路西行，此地古柏森森，杨树成行，我身不由己地放缓了脚步,然后完全停下了脚步,轻轻的,我是怕惊动高洁的英灵。坐落于京西的八宝山有一间晦暗的斗室，搁了一床，一桌，一椅，一凳。这是一间闲置了很长时间的斗室，它像一位久未谋面的老友，在都市一隅等了我很久很久，一直等到韶光渐逝，容颜衰老，额头布满了皱纹。瘸腿的房东摸出一把生锈的钥匙，逐个试探，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房中手中大把的钥匙中，中有一把能开启这把铜锁。费了老大的劲终于把门锁拧开了，我看到门锁弹开的一瞬，阳光像潮水一样涌来，不顾一切扑进了房间；门锁也在苦苦等待，等待聚少离多的钥匙捅进它的内心，点亮一片光明。地面和窗台落满了厚厚的尘土，门窗蛛网密布，踏入房内，一股霉臭的污浊之气扑面而来，但我倒像闻到了朋友的体香。屋外的杨树上有欢快的鸟鸣，草地上长着几丛开得正旺的月季花，我与八宝山有这样的机缘让我颇感意外。

我抛妻别子，从南方的柳荫下出发，像一只逆行的蜻蜓，背负着阳光，追逐着天边那一抹飘浮的云彩。轰鸣的列车如磁铁一样牵引着我，我的家人在大江以西的杨柳村前眺望北方的天空。

自古傲立于天子脚下的京城，有一股不动声色的庄重。黛瓦朱墙，庭院深深，透出一种高贵气质。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营盘里，居于上流社会的精英分子，构筑了牢固的防线，不是你想住哪就能住哪的地，别说我这等来自南蛮之地的外人，就是祖宗八代世居于京畿道上的正宗京人，也不能想哪住哪。比如老北京只认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居民为真正的京城市民，除此之外的均视为乡下人。这种因历史形成的地域等级观，使城四区之外的居民也觉得底气不足，可见市井城门的界限自古就筑得森严壁垒，难以逾越。

据我所知，一些郊区农民，对于距离京城核心区的感觉与我这个南人一样遥远。现在我寻到了一个栖身之所，于是迫不及待地跑到相隔不远的北方旧货市场，找了个电话亭，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家人和朋友。当时前后打了十来个电话，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他们对于八宝山这个地名都显得语调惊讶。我知道他们在惊讶什么，无非想说我住进了坟地，在我赣西北老家，住坟地是一种处境艰难，生计无着的下等人。老家当年不少南下深圳寻梦青年，因找不到工作已身无分文，为了不让公安当作盲流逮住送回老家，他们实在无处藏身的时候，住进山野的坟岗。他们以为我现在也沦落到了如此地步，电话里一两话也解释不清，于是索性由他们去发挥想象得了。这也不能说他们大惊小怪，对于民众来说，八宝山确实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不仅在北京人眼里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而且在其它省市人心里也已成为国葬的代名词。其实对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八宝山来说，它不应该只当作墓地，卷帙的历史，诸多的鲜活细节都被它悉数收藏，它作为墓地的功能只有短短的50余年，在漫漫的风尘里，比起它经历的战火硝烟，亲历的人间世事，5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在未知的漫长岁月里，谁能预料它更多的必然。

作为一个匆匆过客，我能栖身于此，多少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公墓前有四棵苍老的古柏，有两棵濒临死亡了，树干破裂，内心空瘪，树皮干枯得没有一丝水分，像风化过的岩石，对世界没有了太多的知觉。我选择清晨或傍晚出没于林荫道中，看鸟儿的早出与晚归有何不同。每逢清明节，骨灰堂和公墓区会变得十分拥挤，遇有要人去世，领导人前往悼念，大小路段都会被管制，使这个沉静的墓地和草根阶层有一种不可逾越的距离感。傍晚我站在墓园的正门外，看到右侧门墙上用大理石刻有这样一段文字：

八宝山革命公墓，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南麓，距复兴门十公里，占地一百五十亩。

八宝山因盛产八种非金属矿而得名。据文献记载，西汉循吏韩延寿世居于此，当时称韩家山。后来曾称罕黑山、洪炉山。元朝至元年间，僧人云集八宝山，南建灵福寺。明朝永乐初年，建太监刚炳祠和延寿寺，明朝中叶，经兵火战乱，灵福寺毁灭不存。其后，延寿寺改称护国寺。

一九五○年，北京市政府改建公墓。

这段文字让我对八宝山的历史渊源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后来在阅读闲书时偶然间发现了一段更加详细的资料，现录于此：

1949年12月，刚任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提出在北京西郊筹建一座革命公墓并组建公墓事务所的建议。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北京市政府从行政处和行政干部学校的毕业生中抽调了三位年轻人做筹建工作。三位年轻人来到西郊八宝山下的一个村落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