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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从“绝学”到“显学”——中国古文字学

的繁荣发展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

说,古文字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释读古文字可以追溯到汉代,宋

代以后已经成为一种学问,但一直被视作从属于经学的“小学”。到了近代,古文字

学逐渐独立,但仍只有少数学者从事研究,因而有“绝学”之称。只是在新中国成立

以后,这一学科才得到空前发展,研究队伍逐步扩大,成为介于考古学、历史学和语

言文字学之间的一个学术领域。目前,古文字学已有四个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

器(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及简帛学。古文字学的繁荣发展,对探索中国古代历

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古文字学的发展过去之所以受到限制,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大

都属于珍贵文物,流散秘藏于众多藏家,学者不易接触。甚至著录有关材料的书籍也

多是价格昂贵,不是一般读者所能问津的。例如,罗振玉所编的甲骨书《殷虚书契》

前、后、续编和《殷虚书契菁华》,金文书《三代吉金文存》,在图书馆里均列为善

本。

为了克服成为学科发展障碍的这种材料困难,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上世纪50

年代,就有古文字学专家提出建议,由新成立的国家科研机构组织编纂甲骨文、金文

的著录汇编。由于殷墟甲骨有十几万片,商周金文数也过万,因而辑集编录的工作十

分繁重困难,虽有许多学者全力以赴,还是经历多年才告完成。郭沫若主编、胡厚宣

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于1983年出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在1994年完成出版。

《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这两部大书,加上后来编著的《甲骨文合

集补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等补充性的著录,以及种种新出土材料,为全面整

理甲骨文、金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材料汇集的基础上,古文字学者还编纂了许

多工具性书籍。如在甲骨文方面,有于省吾、姚孝遂等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

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和《甲骨文字诂林》,饶宗颐、沈建华的《甲骨文通

检》,沈建华、曹锦炎的《甲骨文字形表》与《甲骨文校释总集》等;在金文方面,

有容庚的《金文编(第四版)》,严志斌的《四版金文编校补》等。

上世纪50年代,陈梦家著有《殷墟卜辞综述》,胡厚宣著有《五十年甲骨文发

现的总结》和《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99年,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王

宇信、杨升南主编了

《甲骨学一百年》,宋镇豪主编了《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这些著述,反映了

这个学科分支的具体进展。至于青铜器和金文,则还没有类似的书籍,想了解有关情

况,可以翻阅孙稚雏的《青铜器论文索引》和张懋镕等的《青铜器论文索引(1983—

2001)》、《青铜器论文索引(2002—2006)》。

古文字学进步显著,与中国考古学工作的开展是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田野考古事业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于是古文字文物不断涌

现。这些古文字文物许多是前所未见的,迫切需要释读,这就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

也使古文字研究从以传世流散材料为主转变为以有科学记录的考古出土材料为主。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古文字学。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古文

字文物本来就是一种古代文化遗存,与其他种类遗存一样可以适用考古学的研究方

法和理念。如层位学、类型学的分析以及分域、分期的整理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古文字文物时同样有用武之地。

以甲骨学为例。自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到1937年抗战爆发,一共进

行了15次,其间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但由于战争,这些宝贵材料直到1948年、1949

年才正式发表(仍未完全),随即引起殷墟甲骨分期的热烈讨论,即所谓“文武丁卜

辞”的问题。到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发掘,找到了有关的地层证据,这个问题才开

始有了共识。而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又导致甲骨分期“历组卜辞”的争论以

及甲骨分期两系说的产生,在甲骨学上有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由于新的考古发现,今天的甲骨学范围业已扩大。上世纪50年代至今,

先后在山西、陕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点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陕西岐

山、扶风的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所出为多。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早于殷

墟的字骨;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出土了与殷墟同时的卜辞。因此,甲骨学研究涉及

的已经不限于殷墟,而且不止于商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