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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的文化解析

李忠明张昳丽

“所谓‘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其基本特征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出自陈书录教授的新著《儒商及文化与文学》。这是作者继《前后七子研究》、《明代诗文的演变》之后，十年磨砺而精心打造的又一力作。

该著体现了宏通的学术视野。从横向方面来看，多层面、多学科相结合，在文化观照中探索文学的本质和规律、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等。作者看重的首先是儒商精神与文学创作的交叉研究，相关章节如“儒商精神的复兴与中唐诗文革新”、“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王阳明的儒商伦理及重商思想与明代中后期的雅俗文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者把文学运动如中唐、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以及明代的公安派等文学思潮的产生与特征，放在经济环境、儒商精神的背景下来考察，角度新颖，发人深思。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眼光扩展到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各个层面，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开拓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使研究更加贴近历史真实。

宏通的学术视野还体现在纵向的文学演变研究上。如作者对“弦高存郑”、“子贡全鲁”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评价和不同的意义”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并认为这其中“大致体现出由历史考察及道德评价向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演变的趋势”。作者的这种纵深研究还打破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学科界限，透过多种多样的文学表象找出深藏其中的本质。这种本质或是表现为穿越时空的心灵共振，或是一种精神的文化沉淀，作者的研究致力于将“隐型‘血脉’显型化”，把握文学的精神内核。

当然，作者宏通的学术视野的表现并非只是横向或纵向的单一线条，而是时空双向结合的立体构造，可以说，作者对文学的文化关照研究是纵横交错、立体而互动的。

文学的文化研究最易大而空，如何从小处见大，细微之处见真知，是显示作者的功力所在。比如，白居易的诗作《盐商妇》，有学者认为其创作主旨是“淘汰盐商”，作者不为前见所囿，认为“分析诗歌有时也要看当时的经济思想对诗人创作心态的影响。”在详细地考辨之后，作者认为这首诗真正的思想主张应该是“沙汰奸商”。一字之别，准确恰当，“淘汰盐商”是抑商，而“沙汰奸商”是为了兴利除弊，进而张扬儒商精神，并非是对商人全盘否定。

本书在文学研究中对未知领域的开拓功不可没，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研究方法的创新，开阔的视阈，犀利的识见等等，都为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原载：光明日报2009-04-08

“儒商”通常是指把“儒”的伦理与“商”的职业相结合的商人。中国古代历史中，子贡、范蠡、计然、白圭都堪称是儒商的典范。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儒商精神”，即是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有机结合，其核心要义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强调超越个人功利的终极目标和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当今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崇尚“儒商精神”。近年来，“新儒商”一词也应运而生。何为“新儒商”？关键在于对“新”如何界定。从时间上看，这里的“新”是与“旧”相对应的，即新儒商必须摒弃旧儒商具有的宗法性、行会性等缺陷。从空间上看，新儒商则必须超越地域的狭隘性。简言之，这个“新”应该基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来考量，即“新儒商”应指秉承儒家传统美德，具有全球化视野和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由此，“新儒商精神”应包括“志存高远，诚信为本，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等基本特征。从全球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世界经济秩序需要注入更多的道德基因，需要更多具有其他文化特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构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包括整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儒商文化经济圈”逐渐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纵观国内，近年来，利益驱动所形成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经济活动中有所抬头，“舍本逐利”、“舍义取利”导致商业道德失范、商业诚信缺失的现象日益严峻，这些不但会对企业自身造成巨大的信任危机，严重的将损害“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甚至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关心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培养出更多具有儒商气质的现代企业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大多数毕业生将进入商界从事商业活动的财经类高校而言，加强学生“新儒商精神”的教育，做到未雨绸缪，十分迫切和重要。加强财经类高校学生新儒商精神的培育应体现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综合创新的科学精神，使新儒商精神在财经类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具体可从三个层面进行培育。第一，思想理念层面。这一层面主要指高校为实现培育具有新儒商精神的人才而创设或使用的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形成、发展以及实践活动具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价值理念、思想观念及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