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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缺失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中国现状审视

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条文规定，由于立法不完善，出现了

部分概念术语的模糊性，在犯罪构成方面也存在诸多的问题，给司

法操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不利于实现刑法关于该条罪名的立法目

的，即不利于惩治腐败犯罪。为适应当前国际反腐倡廉的趋势，加

强与国际接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从以下几方

面重新审视。

1罪名所涉主要概念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异议

（一）“近亲属”的范围是采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还是行

政诉讼法，相关解释法律没有规定。刑法的严厉性及谦抑性要求严

格界定犯罪主体范围，防止人罪随意性和扩大化。因刑法与刑事诉

讼法在法律概念上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互通性、牵制性，应采刑事

诉讼法相关解释。

（二）“关系密切的人”的界定。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其具体的

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关系密不密切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因

而在认定本罪时存在一定的考量，给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且

法律中还有一个特定关系人的概念，两者到底存在哪些区别，以及

各自的范围，法律没有将其明确，所以在司法操作中存在诸多的问

题，有待法律进一步完善。

2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为犯罪主体

理论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本罪的主体只限于非国家工作人

员，否则会构成斡旋受贿罪。有人认为“本罪犯罪主体包括国家工

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

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之关系关系密切的人，不局

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固然可以基于现任公职而产生影响

力，但也并不能排除公职人员作为一般人而产生的影响力，公职人

员在利用其非权力性影响力进行交易时，他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然而，从该罪名看不出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

员。为了使刑法罪名更加明确具体，便于犯罪的分类，有必要将本

罪的犯罪主体更加明朗化。

3单位犯罪主体的缺失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的犯罪主体中只规定

了自然人犯罪的情况，而对于单位犯罪却没有任何规定，可在现实

生活当中，单位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地位等便利条件为请托

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也很常见，自然人

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利用影响力的腐败行为已逐渐成蔓

延之势，同样具有常发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此法律没有明确

规定单位犯此罪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中存在的一大缺陷。单

位是否能够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也是一个从立法上值得探讨的问

题。我国《刑法》承认单位犯罪，从立法的角度，在规定自然人可

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时，对单位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予以

规制，将更有利地维护市场经济正常竞争秩序和公务活动的正常行

使，避免自然人与单位间的不平等待遇。

4与受贿罪共犯及其他类型受贿罪的存在交叉错位

（一）在我国刑法中，对于非公职人员从事影响力交易而接受

不正当好处的，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时，可以按照受贿或行贿

的共犯，或依介绍贿赂加以处理，即可以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

物的情形作为严重情节考虑。另外，对于公职人员的影响力交易行

为，可以通过刑法中的斡旋受贿以受贿论处。因此在认定本罪和利

用影响力受贿上存在重合的情况。

（二）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了斡旋受贿罪、第392条规

定了介绍贿赂罪、第385、386条规定了受贿罪，《刑法修正案㈦第

13条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实施

该条行为如何定性？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构成斡旋型受贿

罪？对此存在异议。上述罪名的规定，对严密法网、打击职务犯罪

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执法人员不能准确理解，难以

把握尺度，因而不能正确对犯罪分子适应刑法，影响了司法效率，

社会的安定。

5犯罪数额的标准并未明确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须以数额较大为条件，然而并未明确

到底多少才是数额较大，在司法实践上也难以准确把握，因而给与

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损刑法权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

罪二者在主观方面都是直接故意，都是以希望获得不正当利益为犯

罪目的；二者行为方式，贿赂的内容等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案标准应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

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受贿案件的立案标

准执行。

二、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之立法构想

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应当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