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中庸-基于对553个样本中庸思维的测量与分析.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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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更中庸

基于对553个样本中庸思维的测量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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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艳培邬欣言

（湘潭大学哲学系，湖南411105）

摘要：用吴佳辉、林以正编制的中庸思维量表对随机抽取的大学生、调解员、其他职业的成人三种不同群体进行测量，对553个样本的人口学变量和中庸思维得分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的中庸思维强度不同，调解员表现出最强的中庸思维特质；年龄、文化程度、调解员的担任年限都与中庸思维之间呈现相关关系。

关键词：中庸思维大学生调解员

作者简介：杨艳培，女，21，湘潭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2013级本科生，邮编411105，电话电子邮箱：2286218201@，研究方向：社会心态、中庸、自感健康等

邬欣言，湘潭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讲师，武汉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1.引言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不同于以考据为主、关注中庸的内涵和价值的哲学研究，近三十年以来，本土心理学家们将中庸当做一种文化心理的概念进行研究，想要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去发现传统文化和思维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一类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心理学的传统研究范式来开展的，即首先对中庸进行操作性定义，并先将其暂时固定，用其研究当代人，然后让数据说明问题，从而引发对原有想法和定义的修订[1]，因此这一类研究是建立在[来自wwW.lw5u.cOm]对中庸的构念化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构念化是指，研究者针对一个被研究群体心中所普遍存有及运用的心理概念，将之转换为可以付诸实证检验之研究构念的过程。杨中芳和赵志裕最早将中庸思维构念化，提出包含价值观、感知方式、行动策略三个层次的中庸思维体系，包含8个子构念，即静观其变、以和为贵、两极思维、大局为重、合情合理、以退为进、注重后果、不走极端[2]。郑思雅、赵志裕等人将中庸作为一种处理具体事件的思维模式，包括人们如何行动的三个主要面向：行动目标、感知方式、执行行动[3]；赵志裕还改编了早期杨中芳与赵志裕的“中庸实践思维量表”[4]，制成了[来自wwW.lw5u.Com]一个14题的迫选式“中庸（行动）思维量表”[5]。吴佳辉与林以正以“权”与“和”为核心概念，将中庸作为一种整合意见分歧的思维模式，编制了一个13题包括三个维度（多面性、整合性、和谐性）的自陈式量表[6]。李华香将中庸视为人际冲突解决的行动特色，并在人际冲突的情境中编写了12题的中庸行动问卷，共三个分量表（圆滑性、克己性、自主性）[7]。杨中芳则视中庸为一套较大、较广的多元心理层次的思维体系，既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观，也包括个体在处理具体事件时的思考方式和策略抉择、行动方式，还包括事后反思；既有价值观层面的，也有感知方式和行为模式层面的[8]。

在对中庸构念化的基础上，一些旨在探讨中庸的价值和影响的实证研究也相应出现，主要集中于企业管理、心理健康和人际冲突解决等领域，研究方法集中为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在这些实证研究中，研究对象常常是大学生，比如王飞雪[9]、邓传忠[10]等人的研究；有的研究对象则集中于企业的员工与领导，比如陈建勋等[11]的研究，段锦云、凌斌[12]的研究和杜旌、刘芳[13]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着重考察中庸思维与人际冲突应对策略、拿捏行为与心理调适、组织绩效、幸福感、建言行为等之间的关系。很少有研究对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群体进行中庸思维的测量与比较，这种测量与比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庸思维在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否还起作用，同时也可以发现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着中庸思维的程度和中庸文化的传承。

2.研究方法

2.1样本：

本研究在湖南长株潭地区的大学生、调解员和其他职业的成人三类群体中随机抽取了的600个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到有效问卷553份，回收率92.5%。特别挑选了大学生和调解员进行测量，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大学生是更年轻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相对较少的群体；调解员从事的是调和矛盾、解决纠纷的工作，从经验和常识上来看，是更需要中庸之道，亦更擅长于中庸之道的群体。在总体553个有效样本中，男性285个（51.4%）、女性268个（48.3%）；20岁及以下的有158个（28.5%）、21-30岁的有232个（41.8%），30岁以上的有162个（29.2%）；除在读大学生之外，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50个（57.9%），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109个（42.1%）；在职业分布上，大学生290个（52.3%）、调解员131个（23.6%）、其他职业的成人134个（24.1%）；在131个调解员样本中，做调解员5年以下的有69个（52.7%），5-1